法政路藏法政学堂百年记忆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2017-10-12 07:56:25| 作者:王月华

  1924年,省立法科大学(由法政学堂演变而来)、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省立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而成国立广东大学,1926年更名为中山大学。

  生活在广州的人,没听说过法政路的应该很少吧?这条西接小北路,东至东濠涌,与热闹的东风路几乎平行、彼此只有几步之遥的街道,闹中取静。那么,你是否想知道,“法政路”的地名,到底从何而来呢?

  采写/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王月华

  图/fotoe

  法政学堂百年前 矗立池塘菜园间

  走过车水马龙的东风中路,往德政北路一拐,走不了多远,就到了法政路。这条浓荫匝地的道路,少了一些热闹,多了几许宁静。在路上走累了,到一旁咖啡馆里歇歇脚,欣赏窗外的绿荫,那份舒缓与宁静,又与身处闹市完全不同。

  “天官里”名字大气掌故多

  不过,倘若我们回到100多年前的广州,法政路还是不存在的。在几乎同样一个地方,你会发现一条窄窄的小街,不远处又有菜园和池塘,用古人的话说,是一个“半城半郭”的地方,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较有诗意的“城乡接合部”。街道虽窄,名字却很大气,叫做“天官里后街”,其实,“天官”早年本为“天关”,这个地名儿源自明代南粤大儒湛若水创办的天关书院。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湛若水曾接连担任吏部、礼部和兵部尚书,大体上说,其职务相当于现在的部长,着实位高权重。不过,现在的读者听到“湛若水”这个名字,多半会一头雾水,所以,我只能扯起他的好拍档、心学大师王阳明先生的大旗,才能让您对他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江湖地位有所了解。要知道,这两位拍档一向惺惺相惜,经常彼此夸奖呢。湛若水在当时的名气实在太响,人们对他创办的“天关书院”推崇备至,所以就直接把书院附近的地方命名为“天关里”了,而今日法政路之所在,就是“天关里后街”。到了晚清年间,人们以讹传讹,才变成了“天官里后街”。你看,一个普通的地名背后,沉淀了一段多厚重的文化史,而只要我们用心去寻找,这样的文化故事在广州俯拾皆是。

  法政学堂投巨资修校舍

  那么,“天官里后街”又是如何变身为“法政路”的呢?原来,1905年,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创办广东法政学堂,最初校址设在今教育路附近的学署内。1907年,学堂迁至当时的天官里后街,投入巨资,修建校舍与花园,用《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杂忆》(载于《广州文史资料》第52辑)一文里的话来说,学堂建筑“美轮美奂,蔚然大观”。

  辛亥革命后,法政学堂更名为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1923年又改组成广东省立法科大学;1924年并入孙中山先生创办的广东大学;1926年,广东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山大学。所以,如果你有心查阅中大校史,会发现法学院的历史比中大本身的建校历史还要久远,就是因为法学院的历史要一直追溯到法政学堂的创办之时。法政学堂巍然矗立于天官里后街,给这个本已颇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又增光添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官方大搞市政建设,天官里后街一带开辟了马路,这条马路就顺理成章地被命名为“法政路”。

  光绪钦点状元 出任学堂监督

  据史料记载,广东法政学堂是全国第二所法政学堂,第一所是直隶总督袁世凯创办的直隶法政学堂,此后,各地封建大吏纷纷着手创办法政学堂,学法之风,一时吹遍全国各地。官方如此看重法政学堂,其实也是被形势所迫。

  庚子事变后,气息奄奄的清王朝开始推行“新政”,向西方学习,修铁路、开矿山、兴办工商、力倡警政,要做好这些事,只照着《大清律》办,肯定掉链子啊。跟外国人打交道,要学国际法;在国内兴办实业,要有民法、商法、诉讼法做保障;对多数科举出身的官员来说,熟读“子曰诗云”并不难,可一看到这些新名词,简直像在云里雾里,脑袋都要大三圈。不懂,那就只有学,故而那时各地封建大吏接连创办法政学堂,主要就是为了培训大小官员,让他们掌握一些现代法律知识,多少为“新政”出点力。一向开风气之先的广东,在这股潮流中,再次站到了先锋的位置上。

  一所学堂要办好,最重要的灵魂人物是校长(那时称为监督)。彼时岑春煊早就看准了一个人,那便是戊戌年(1898年)光绪皇帝钦点的状元夏同龢。夏同龢出身贵州书香世家,中状元那一年只有24岁。有趣的是,夏同龢在殿试策论时就是否变法做出了保守而谨慎的论述,殿试两天之后,光绪皇帝发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拉开了“百日维新”的序幕。观念的差异,并不妨碍27岁的光绪帝将这位24岁的才子点为头名状元。也有传闻说,光绪帝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夏同龢与自己的老师翁同龢同名。传闻无从查考,但夏同龢的勤奋与学养不会因此失色。

  1905年,夏同龢以翰林之尊,毅然赴日留学,入读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师从日本著名法学家梅谦次郎先生,研习行政法。一年后,夏同龢以极其优异的成绩毕业,并出版了《行政法》一书,这也是中国最早的行政法学类书籍之一。

  夏同龢学成后,随即归国效力,岑春煊立刻伸出橄榄枝。于是,彼时已转型为中国近代法律先驱之一的状元郎就此出任广东法政学堂监督,一干就是六年。

  官员强迫入读 逃学乌纱难保

  夏同龢甫任学堂监督,就从像自己一样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的“海归”中挑选精兵强将,担任教员;开设的课程则有民法、商法、刑法、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等,这些课程,就算是对现代人,都是需要付出极大努力才能学好的;而对当时的官员来说,这些课程想必更如天书一般,看得人头昏眼花,恨不得拔腿就跑。

  课上吸烟谈笑 也要受罚

  对百多名上至道台、知府,下至知县、佐杂的官员学生来说,“拔腿就跑”只能想想而已。法政学堂可是总督大人一心要办好的,而岑春煊素有“官屠”的名声,谁敢逃学,惹他变了脸,肯定吃不了兜着走。按照学堂的章程,广东过百地方官,不管是实缺还是候补,也不管年龄大小,除非是在国外学过法政,或者公务十分重要,实在走不开,否则一律要来报名投考。如果逃避入学考试,或者考上了又找借口不入学,都要停职查办、强迫入学。

  “官屠”动了真格,平日里风光的地方官只好规规矩矩走进校门。在课堂上,学员不论官职大小,都要对教员鞠躬行礼;就算到了课后,学员见到洋教员,必须远远鞠躬,见到本国教员,则要作揖。至于“仪容不整、欺负同学、上课迟到、在课上谈笑吸烟”等诸多随意散漫的行为,在法政学堂都是严令禁止的。倘有违反,就要记过扣分,扣分多了,就要勒令退学,没准头顶上的乌纱就没了。好在岑春煊不是只罚不赏,学员倘以优异成绩毕业,如果是实缺官员,就有机会升官;如果是候补官员,就可优先安排差事。

  中大法学院历史溯至法政学堂

  这一根“胡萝卜”对候补官员尤其有吸引力,要知道,从咸丰年间开始,朝廷为筹军饷,大肆卖官(美其名曰捐官),候补官员的数量远多于在职官员,很多人等了一辈子,都未必能等来一纸任命书,如今只要成绩优异,就能进入官场,这是多好的机会。

  政府学堂开办6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夏同龢去职,学堂一度停办,但很快就恢复办学。此后,从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省立法科大学-广东大学法科-中山大学法学院,它几经变迁,说不完的故事藏身在厚厚的卷宗和史籍里。当你知道了这些故事,再从法政路走过时,是否会平添几许厚重的感觉呢?

  (本文参考了《广东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杂忆》《戊戌状元夏同龢》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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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NE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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