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矛盾政策逼使张杨发动兵谏

　　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建立导致了大革命的兴起，大革命的洪流摧毁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当北伐军占领长江中下游后，蒋介石为独吞胜利果实，实行清共，血腥镇压共产党，而后在南京建立了中央政权。他是靠反共、反苏，投靠帝国主义才夺得政权的，所以他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在此政策的指导下，中国内战不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步步得逞，从东北南进到华北，进而威胁到长江流域——蒋介石所代表的江浙财团的命脉之所在。

　　严酷的现实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外交政策。他看到中日迟早必战，而英美不会马上支持中国抗日，于是将目光移到北方——社会主义的苏联，开始改善由他破坏的中苏关系。第一步于1932年12月恢复了中苏邦交；第二步于1935年春派他的侍从副官邓文仪担任驻苏武官；第三步于1935年秋开始在南京先派孔祥熙，后派陈立夫同苏联大使秘密谈判。

　　蒋介石是为了准备抗日而秘密进行这些步骤。苏联政府很重视蒋介石对中共的政策，认为蒋将主力用于进攻红军，怎么武装抵抗日本？蒋要求苏联作为他和中共之间的中间人。苏方认为不需要中间人，蒋完全可以与中共谈判。社会主义的苏联奉行和平外交政策，不介入别国的内政。蒋不得已开始寻找共产党，委托陈立夫负责此事。

　　中国共产党从一成立就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己任，从“九一八”起就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即使在长征途中仍注意收集并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的动态。刚到陕北瓦窑堡就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随后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当1936年2月27日共产党员张子华和董继吾将南京要求谈判的消息带到瓦窑堡后，中共中央于3月在东征前线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了南京方面的要求，认为反革命的界限在于降日与抗日，可以争取蒋介石抗日。会后，张子华以“南京来陕北客人”的身份数次往来于南京、广州和陕北之间，沟通两党之间的联系，传递两党谈判的条件。随着国共之间接触日渐深入，8月，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明确提出联蒋抗日，并决定周恩来外出谈判。只是由于蒋介石大举进攻陕北苏区，才未能成行。

　　与此同时，共产党积极同东北军、十七路军联络、谈判。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于4月9日和张学良会谈。这次会谈对双方都很重要，增进了了解。周恩来阐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及对法西斯的批判，坚定张学良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张的“抗日不反共、联共不反蒋”的主张使中共中央更有信心逼蒋抗日。

　　南京与陕北之间的往来，西安是必经之路。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张学良对此了如指掌，他说：“既然中央可以和共产党联络，我们也可以。”更加放手大胆地联共抗日。

　　蒋介石对共产党的方针是：“中共武装必先解除，而后对他的党的问题才可以作为政治问题以政治方式解决。”所以他将与中共的联络置于极端秘密的状态，连身边的陈布雷都不曾与闻。同时，加紧进攻红军。他对东北军、十七路军的联共活动已有察觉，怀恨在心。为此于10月、12月两次亲到西安督战，决定先解决张杨。而后歼灭红军。

　　抗日必联共，反共必降日，这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政策。而蒋介石要实行又抗日又反共的矛盾政策必然加深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引起广大爱国志士仁人的反抗。周恩来早在事变之前3个月致书蒋介石时就预见到：“先生如尚徘徊歧路，依违于抗日亲日两个矛盾政策之间，则日寇益进，先生之声望益损，攘臂而起者，大有人在。局部抗战，必将影响全国。先生纵以重兵临之，亦难止其不为抗战怒潮所卷入，而先生又将何以自处耶？”

　　西安事变的爆发共产党没有参与其事，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独自发动的，完全是蒋介石坚持反共倒行逆施逼成的。张杨两将军出于民族大义，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扣押了蒋介石，逼他联共抗日，代天下之人行公道，成为世人永颂的民族英雄。

　　西安事变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

　　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由内战转向和平的转折点，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首先，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建议：“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蒋可能抗日，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捉了(蒋)之后，只要他答应抗战，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但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感到又突然又欣喜，接连召开会议研究。在1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言，他肯定西安事变是革命的，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背景，打破了以前完全被蒋控制的局面，对于争取蒋的内部和资产阶级是有利的。因为他认为前途有三种：日本积极向革命进攻；蒋的部下转到西安方面来；日本操之过急，使中国革命起来。他很慎重，提出暂不发表宣言。经过会议的充分讨论，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林伯渠等与会者一致批驳了张国焘的观点：“这次事变的意义第一在反蒋，第二才是抗日。”毛泽东在总结时又一次指出：现在处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有许多通路，也有许多困难，我们不能轻易发宣言，我们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应更加鲜明地举起抗日援绥的旗帜。中央先派周恩来后又派博古、叶剑英赴西安协商大计。

　　中共中央得知南京军事进攻西安的消息后于15日以红军将领名义致电国民党国民政府，申明大义：“决不可负气横决，反而发动空前之内战”，“鹬蚌相持，渔人伺于其侧”。呼吁和平解决。

　　在13日的会议上，周恩来第一个提出：我们在政治上不要与南京对立，推动、争取国民党各派赞成西安事变，团结抗日。17日他一到西安马上和张学良会谈。他了解了6天来国内局势发展及国内外的反应，得知局势异常复杂，非在陕北所能估计到的，而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为争取和平的关键。他明确表示：要保证蒋的安全；在策略上可以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这样既可以利用蒋与何应钦的矛盾逼蒋抗日，又可以借助蒋的地位压服南京实现和平。

　　会谈后周恩来连夜将情况电告陕北。翌日中共中央作出和平解决的决定。这一决定同《真理报》社论指责西安事变的态度完全不同，并是在接到共产国际电报之前独立作出的。21日中共中央又批准了周恩来和国民党谈判的方案。

　　周恩来分别和张杨两将军谈话之后，又到东北军、十七路军军政干部会议宣传中共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的主张。周恩来的意见出乎与会者的意外。当时少数极左派在会场外布置警戒很有些杀气。周恩来冒着生命危险义正辞严地指出防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大意义。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派大兵压境。西安内部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作为客人只能作朋友式的劝告，特别作主战派的工作，舌敝唇焦，几经说服，几经变卦，这些人就是听不进去，铤而走险，杀害王以哲将军，同时拟定黑名单，内有不少共产党员。这就是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二二”事件。顿时，西安的局面危疑震撼。首先东北军内部矛盾成为对抗性的；西安谣传共产党是“二二”事件的指使者，西安内部的自相残杀一触即发。

　　周恩来等处惊不变，临危不惧，首先赶赴王以哲家中，料理后事，祭奠死者，安慰生者。随后同杨虎城商议善后。杨派人到潼关同蒋介石刚委任为西安行营主任的顾祝同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消息传出后有关共产党的谣言不攻自破。为了维护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利益，不给中央军造成可乘之机，他又挺身而出，冒着掩护凶手的嫌疑将这些人送到三原红军驻地暂避，使对方失去报复的对象，避免了大规模的自相残杀，使主战派失去首领，不能再有其他的动作。终使事态安稳度过，和平解决。

　　“二二”事变后，东北军、十七路军、共产党三位一体不复存在，西安失去了谈判的平等地位，杨虎城避居三原。局势动荡不安，前途难卜。周恩来将博古、叶剑英等同志送到三原，自己不顾个人安危坚守西安迎接顾祝同进城，表明共产党坚持和平、反对内战的决心和信心，表明和国民党合作的诚意。周恩来如同擎天支柱，为世人敬佩。周恩来和顾祝同折冲樽俎，将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看到如内战再起，他难免不死于南京的狂轰滥炸，因而于17日下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讨伐。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择善而从，答应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他回南京后，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

　　他离开西安后，虽然违背诺言，扣押张将军，陈兵潼关，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顾祝同进入西安后，未动兵刃，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随后，蒋介石一在杭州，二在庐山，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成为当时停止内战、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对张杨的安危始终萦怀，一有机会便向社会呼吁，向蒋要求释放张杨。杨虎城遇害后，新中国建立伊始即在西安为他举行隆重的安葬仪式。周恩来对张学良的安危时时记挂在心。他多次评价张学良是“名垂千古”，“千古功臣”。直到他临终前的20天，躺在病床上召见负责对台工作的罗青长部长交待，一定要设法关照好张学良。他吃力地说：“我太累了，休息一会儿再说。”说完，便昏睡过去。在生命垂危的时刻，他仍念念不忘为民族大业作出卓越贡献和牺牲的朋友——张学良将军。周恩来对张学良的思念表达了中共中央的认识和情感。

　　以史为鉴，以一国两制统一中国

　　周总理在垂危之际对罗青长说：“过去，我说过，对台湾的老朋友，我们是后会有期，……我，看来是不可能了，……但是祖国统一总是有这么一天的。”“祖国统一总是有这么一天的。”这是他临终前最后的遗愿。也是海峡两岸亿万人民的宿愿。

　　中国共产党一直坚持祖国统一，1981年叶剑英委员长提出实现“三通”等和平统一的九项方针。1983年邓小平说：“和平统一已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语言。但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我们希望国共两党共同完成民族统一，大家都对中华民族作出贡献。”在这次讲话中他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统一方案。

　　一国两制统一中国的方案得到海峡两岸人民的热烈拥护，台湾同胞冲破禁令像潮水般涌入大陆探亲、观光、投资，就是明证。海峡两岸统一的潮流势不可挡。可是有些人不识时务，一方面想统一，另一方面又提出“反共拒和”的口号，这就如同当年蒋又想抗日又想反共一样荒谬，必然遭到破产。有的人纵容“台独”活动，姑息养奸，只会引狼入室，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中华民族要富强、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只有实现统一大业。杨尚昆主席最近再一次严正申明：“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政，决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干涉，对任何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行径，我们决不会坐视。”中国共产党统一祖国的决心决不动摇，中国共产党历来讲话是算数的。

　　在纪念西安事变五十五周年的今天，我们抚今追昔，以史为鉴，希望台湾当局拿出蒋介石当年的勇气和胆略，顺应潮流，改弦更张，坚决取缔“台独”，做促进祖国统一的历史功臣。

　　(1991.12.12 《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