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伎从其一产生就是为处于日本上层社会中的达官显贵、富商阔佬服务的。人们只能在那些豪华的茶肆酒楼和隐密的日本料亭中看到她们的身影。艺伎们多是服饰华贵，举止文雅，一套鲜艳的丝绸和服，常在几十万乃至上百万日元之间。由于受服务对象的地位所决定，艺伎们平时很少在大庭广众之中抛头露面，她们平日深居简出，外出时不是乘放下帘子的人力车，就是安步当车。步行时还要在头顶上扣上一个宽大的竹编草帽，把整个脸部遮盖得严严实实。

　　艺伎雅而不俗之处，不仅在于它与妓有别，而且在于它的不滥，不相识的人很难介入，大都是熟人或名士引荐。艺伎大多在艺馆待客，但有时也受邀到茶馆酒楼待客作艺。无论是歌舞还是敬酒，她们都表现得姿态优雅，谈吐不俗，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总之，在劝酒中总能找到合适的话题。如果你回敬她一杯酒，她会毫不犹豫地端起你的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深深地向你鞠上一躬，露出涂著一层厚厚白色脂粉的脖颈。艺伎与普通身著和服的日本妇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此。普通妇女的和服后领很高，把脖颈遮得严严实实，艺伎们的和服脖领却开得很大，并且有意地向后倾斜，故脖颈全部外露。据说，艺伎的脖颈是最能撩拨日本男人的地方。

　　同相扑一样，艺伎这一保持著浓厚的日本文化传统的群体相当封闭。行业规定，艺伎在从业期内不得结婚，在年老艺伎的控制下集体居住在一起，否则，必须先引退，以保持艺伎“纯洁”的形象。尽管她们收入颇丰，但精神世界极为空虚，因此在这一群体中，同性恋盛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日本历史上的艺伎业曾相当发达，京都作为集中地区曾经艺馆林立，从艺人员多达几万人。不过，艺伎业在二次大战后大为萧条了，只是在经济恢复后一段时间内，随着公司公关业的升温，旅游业的兴旺，艺伎又兴盛了一时，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艺伎还保留有几百人之多。但之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公司生意减少，艺伎业再度陷入低谷，据估计，目前京都的艺伎只不过200人左右，而且陪客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了，可谓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一些艺馆转作他用，服饰、乐器变卖或出租，艺伎转到夜总会当招待，艺伎业的衰退已成不争事实。

　　传统意义上的艺伎，在过去并不被人看作下流，相反，许多家庭还以女儿能走入艺坛为荣。因为，这不仅表明这个家庭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而且有足够的资金能供女儿学艺。这种观念在今天虽已不太多了，但艺伎在人们心目中仍是不俗的。实际上，能当一名艺伎也确实不易。学艺，一般从10岁开始，要在5年时间内完成从文化、礼仪、语言、装饰、诗书、琴瑟，直到鞠躬、斟酒等课程，很是艰苦。从16岁学成可以下海，先当“舞子”，再转为艺伎，一直可以干到30岁。年龄再大，仍可继续干，但要降等，只能作为年轻有名的艺伎的陪衬。至于年老后的出路，大多不甚乐观。比较理想的是嫁个富翁，过上安稳生活，但这是极少的。一些人利用一技之长，办个艺校或艺班，也很不错。如果有机会能进入公司作个形象小姐，虽只是个“花瓶”，尚可一展昔日风采。当然也有不少人落俗为佣，甚至沦落青楼，就很不幸了。

　　最初的艺伎多来源于有志献身于这一充满浪漫情调行业的女子，二战后，则来源于为生活所迫的社会上的孤女或艺伎的私生女。由于艺伎的内部管理极为严格，舞蹈训练又极其刻板，莫说年轻人望而却步，就是已步入这一领域的艺伎也多有思迁之念。若干年前，京都地区发生的艺伎罢工事件，充分显示出艺伎面临的危机。目前，日本全国现有的艺伎只有数百人，对于这一典型的夕阳产业，日本舆论众说不一。批评者说，艺伎的产生与存在是一个时代性错误，她是男权至上的时代产物，是对女权运动的莫大讽刺；支持者说，作为日本的一种传统文化，艺伎应得到保存。

　　培养一名艺伎投入很大，但一旦其出山成名，要价也是很高的，例如出席一场像点样子的堂会，除了付给她们往返机票、出租车票外(即使在东京，招艺伎也必须从大老远的聚居区赶来)，还将付给她们每人数十万日元的出场费(大约相当于一个白领的月薪)。特别是年轻貌美的高级艺伎身价更高，一般人员不敢问津，但巨商富贾、花花阔少、大企业大公司却不惜千金一掷。经济繁荣时，大公司为揽生意，总要把请艺伎当成公关手段。

　　艺伎虽衰犹存，但随着一代艺伎业宗师、曾招待过著名影星查理·卓别林等贵客的中村喜春香魂飘零，也风光难再。衰落是趋势，消亡也只是时间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尚操此业的艺伎却不失信心。她们觉得，艺伎是京都和日本的“脸面”，应该加以保留。她们甚至周游各地，借以提高身价。有的人更明确地说：艺伎是京都的象征，传统的古老文化必须加以保护。近年来，社会上对于艺伎的衰与兴，保与弃还存在针锋相对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