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外交部亚洲司官员披露中日邦交正常化秘闻

　　大辞典充当“土密码” 文具板传递周总理指示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在经历战争之痛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中日又开始了恢复邦交的艰难历程。

　　作为亲历这段往事的见证人，笔者此时将邦交正常化前后的一些秘闻披露出来，希望对当今中日关系的发展有所启迪。

　乒乓外交旋风刮晕佐藤内阁 《中日大辞典》成了“土密码”

　　1971年，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世界范围内要求同中国建交的呼声日益高涨。连长期敌对的中美关系也开始松动。然而日本当时的佐藤政府仍然顽固坚持“两个中国”政策。不过，日本国内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这说明，中国推行的对日“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1971年3月，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毛主席作了“我队应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准备死几个，不死更好”的重要批示。于是，我国组织了一个大型体育代表团前往日本参赛。当时，包括笔者在内的几个外交部和中日友好协会的干部也分别以秘书、翻译等身份随团前往。

　　在日本，代表团成员按照“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多做工作”的方针，积极同各国运动员和各界人士接触。当时，代表团副团长王晓云和有关同志见缝插针，广泛结交朋友，在日本刮起了一场强劲的“王旋风”，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日中热”。结果，中国代表团在比赛和交往两方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毛主席还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乒乓外交”取得了举世震撼的成效。

　　1971年8月，88岁高龄的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先生逝世。周总理立即发去唁电，并指派中日友协副会长王国权等人前往东京吊唁，笔者也随同前往。当时，日本朝野名流都来为松村先生送葬。王国权抓住时机，广泛接触了日本各界有识之士，把要求中日复交的声浪推向新的高潮，在日本再次刮起了“强旋风”。毫不夸张地说，这两股“王旋风”把坚持错误对华路线的佐藤政府吹得东倒西歪、晕头转向。

　　还有一件非常值得披露的秘闻，那就是参加第31届世乒赛的中国代表团自制了“土密码”。当时，笔者负责前后方联系和写讲话稿。由于我国驻日机构备忘录贸易办事处当时还没办法发密码电报，前后方的联系只能靠打长途电话进行。于是，机密信息就得通过“暗语”来传递。所以，我们在访日前，就自编了一套“土密码”，其来源是上世纪70年代日本出版的《中日大辞典》。

　　我们事先商定，以该辞典页码、左右边、行数等作为代表关键字的密码，在电话上传递消息。这可能是最原始、最难破译的“土密码”了，然而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样的绝密内容，还有日本资深议员大平正芳、中曾根康弘等人与我国代表团接触的请示、报告，都是通过它传递的。

　简易文具板密传周总理指示 芭蕾舞团对日本首相做工作

　　1972年7月，佐藤内阁终于在四面楚歌中倒台，田中角荣上台执政。田中一上台，就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明确表示“要以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邦交正常化为急务”。对此，周恩来总理立即作出了积极回应，说“日本新内阁宣布要在外交方面加紧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这是值得欢迎的。”两国领导人的表态，预示着中日复交的曙光即将到来。

 
　　对我方来说，因势利导开展工作，已是刻不容缓。同年7月，我国派出了以孙平化为团长的上海芭蕾舞团访日演出，笔者也随团前往。与此同时，我驻东京联络处首席代表肖向前也赴日履新。我们到达日本后，周总理通过访日的农业代表团成员、外交部日本处处长陈抗转达了“抓紧时机、多做工作”等重要指示。为了保密，这些重要指示都是通过小孩子用的简易文具板传达的。

　　当时，我们都聚集到驻东京联络处。陈抗在文具板上写字，写完后一拉，字就消失了，这样既能防窃听又能防拍照，有利于保密。陈抗连写带说，一字一句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笔者至今仍记得周总理说，“田中要加紧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我们表示欢迎。这是毛主席的思想和战略部署。毛主席讲，我们要采取积极态度。对方能来谈就好，谈得成谈不成都行。总之现在已经到了火候，这回不能只刮‘旋风’了，要落地。”同时，周总理还拿孙平化、肖向前的名字打比方说，孙平化就是要“平地起高楼”，肖向前要“继续向前”，意思就是在已有基础上，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推动田中下决心访华，以最终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

　　在日本期间，访日代表团成员利用各种机会，与日本各界人士进行接触，并与大平见了4次面。最后，孙平化、肖向前还受到了田中角荣的接见。

　　当时，我在现场亲耳听到田中首相表示“愉快地”接受孙、肖两人转达的周总理的邀请。他还说，一海之隔的日中两国关系密切、交往悠久，现在解决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论有多少困难，他都决心加快协调各方意见，以统一认识，争取在万无一失的情况下访问中国，以求“有终之美”。

　　日方密使、信使频繁穿梭 自民党议员来华接受“教育”

　　就在我方积极推动田中访华的同时，日本方面也在积极运作。当时，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成大势，但执政的自民党内部还有不少杂音，更不要说极右翼的“青岚会”和“台湾帮”议员了。他们互相勾结，不择手段地反对日中恢复邦交。尽管面临着诸多困难，田中仍坚守着他的承诺，一直在积极、秘密地进行着中日复交工作。

　　田中首先派出了与其私交甚笃的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作为密使，来华阐明他对邦交正常化的具体设想。竹入行前，田中、外相大平先后与其举行了4次会谈，就有关问题向竹入交了底。带着这些重要信息，竹入于1972年7月25日来到北京。

　　对于竹入的到访，我国十分重视。周总理先后会见竹入3次，前后共花了十多个小时。周总理认为，可以田中、大平来华访问发表联合声明的形式建立邦交友好。同时，周总理让竹入转告田中有关中国的态度，比如：中日联合声明不涉及日美安保条约，但中日复交后该条约对中国的安保失效；日台条约从中日复交那一刻起即完全无效等。

　　在第三次会谈中，周总理把前两次的内容归纳成8条，这就是中方关于联合声明的基本构想和主张。

　　除此之外，周总理还提出了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但不写入声明。这就是：第一，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第二，联合声明公布后，日本从台湾撤出其使领馆，并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的“使领馆”从日本撤走；第三，解放台湾时，对在台湾的日本团体、个人战后的投资或企业，中方予以适当照顾。

　　当时，竹入和一同访华的公明党代表正木良明、大久保直等人，边听边认真地做了笔记。8月3日，竹入一回国，便将整理好的日记交给了田中和大平，这就是后来被日本媒体广泛报道的著名的“竹入笔记”。

　　后来，竹入托访日的孙平化向周总理转告了田中和大平的意见。他们表示，可以接受中方的条件，但关于台湾问题的三项默契，则倾向于把实质内容写入声明，“以免日本国会审议时怀疑有什么秘密协定，反而陷入被动”。另外，他们还要求日台断交后，日本能在台湾设立民间机构，处理经贸问题。

　　当时，负责日中备忘录贸易项目的自民党众议员古井喜实，是大平外相的密友和知己。1972年9月9日，古井偕田川诚一、松本俊一第12次踏上访华旅程。他们名义上是来洽谈备忘录贸易的，实际上负有重要使命，即受日本政府所托，充当秘密信使，带来了日本政府关于复交的联合声明草案。

　　为了消除阻力，田中在向中国派出特使、信使的同时，还让田中派资深议员小坂善太郎率领自民党代表团访问中国。代表团成员来自执政党不同派别。田中让他们一起到中国来，就是想让不同观点的人亲自到中国来体验一下，受些“教育”，这样对统一认识有好处。而我方也深知田中的良苦用心，非常重视这个代表团的来访，给予了高规格的接待礼遇。

　　周总理先后3次会见了日本代表团，并引用“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成语，强调不要忘记历史教训。对此，小坂表示完全同意，并说日本也有“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之类的成语。当时，双方谈得很投机，也有争论，有时还争得很激烈。但正如周总理所说的，这种争论加深了友谊，双方在努力寻求共同点并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日本代表团的来华，使得原来对日中复交还有些疑虑的议员也对田中的决断表示赞同。接下来，就是田中亲自来华商谈中日复交事宜，一场激烈而友好的外交较量即将拉开帷幕。

　　(编辑：雁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