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

  21CN独家视频 笑蜀：博弈时代的新媒体

  21CN独家视频:现场答问

时  间：2007年6月9日    
地  点：越秀区图书馆

主讲人：陈敏

主持人：李文凯（南方都市报总编辑助理兼评论部主任）

    主题：博弈时代的新媒体 

  主持人：首先对大家的到来表示欢迎。

    在这样一个消费为王，夏日炎炎的周末，尤其要对大家没有去对方的百货商场进行消费，而到我们的公众论坛收获思想表示感谢。一些细心的朋友也许已经发现，我们今天的公众论坛有一些变化，从我们的背景板上可以看到，由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广东省社科联主办的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从这一期开始由南方都市报承办，广东省人文学会协办。我们有一句口号，“改变使人进步”，我想这样一个变化，我们的诉求也是让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不断地获得进步，我想在接下来以后的各场论坛中大家会逐渐发现这样的一些变化和进步，其中应该会包括像社科联、南方都市报、人文学会强强联合，让专家资源队伍更加的丰富。以南方都市报媒体操作的经验，也将让我们的选题更加贴近热点、贴近时事和时局，而且像我们每一场讲座，如果有精彩的内容，南方都市报可以利用自己版面的优势，对讲座的内容进行二次利用和再传播，当然我们的宣传和传播的途径是立体化的，除了现场的讲座以及报纸的呈现之外，也有电视台、电台的转播，还有网站论坛的视频录播，甚至还有现在最为先进的手机录播也在考虑。

    大家从其中也可以发现，我们现在已经身在媒体时代，媒体的进步、发展和变化，也给我们这个社会带来了莫大的进步和变化，这也是一种改变，导致进步的意义所在。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主题，博弈时代，恰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寓意中，媒体的进步，媒体的发生和发展，给我们的社会带来怎样的变化？今天请来的嘉宾陈敏先生，资深的媒体人，对这个方面有非常独到的见解。陈敏先生作为资深的媒体人，他的笔名笑蜀更为大家所知道，可谓是辣手时评。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陈敏先生。 

     陈敏：首先谢谢主持人，谢谢南方都市报，谢谢省委宣传部，谢谢社科联。

    我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有一点后悔，为什么后悔呢？当初论坛的主持人向我提到这个论坛的时候，邀请我做个讲座，我比较随意，认为无非就是像我原来在大学里讲课，五六十个人在一起大家聊一聊，没什么了不起就答应了。昨天发现不对劲，都市报登了，网站也有发预告，我现在有一种把我放在火上烤的感觉，但是也没有办法，硬着头皮来了。这是第一点。

   大家也不要对我有太高的期望值，可能今天听完之后觉得有一点失望，当然一个是因为我的水平所限，第二个我没有想到这个论坛的要求比我想像的要严格。因此我自己对这个讲座的预期是，如果我这个讲座讲完之后，第二场、第三场、第N场讲座可以持续无障碍地频繁进行，那么我今天的讲座就成功了，大家就不要指望我在这里出什么彩。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刚才主持人所提到的主旨，这是一个很偶然的巧合，“改变就是一切”，我讲“博弈时代中的新媒体”，博弈是什么呢？博弈就是改变，博弈改变中国，主要就是媒体改变中国，这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在讲今天这个主题之前，我想首先对博弈这个概念做一点澄清。因为有的同志对“博弈”这两个字非常的敏感，他们一听到博弈就往往容易产生一个联想，博弈就是打架，甚至博弈就是上街。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至少不符合我本人对博弈的理解。

   那么博弈究竟是什么呢？我想先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把话题扯远一点。我曾经去过广东最高峰南岭，南岭给我的印象非常好，郁郁葱葱、鸟语花香，但是我看到的这个南岭并不是最好的南岭，最好的南岭是什么时候的南岭呢？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南岭，那是典型的原始森林，参天古木一望无际，然后原始森林逐渐逐渐的消失，经过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差不多整整三十年的砍树，把南岭几乎所有的山都给砍光了。从八十年代开始南岭休养生息，植被逐步得到恢复，树越长越高、越长越多，有了树就好办了，就有了花花草草、有了飞禽走兽。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每棵树都可以改变自己身边的空气，一棵树改变的空气是有限的，但是整个南岭的树，南岭的一片林海，所能够改变的空气就是蔚为壮观的，然后南岭的雨水更多，然后南岭的气温更加适宜万物生长，这就形成了连绵不绝的良性循环。为了实现这个良性循环，万物不断地调整、改变自己，这样的一个过程我就把它叫做博弈的过程。博弈就是改变，博弈就是一种提升。这是我个人对博弈的一个理解。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走过的路，和南岭走过的路基本上是一样的。中国原来的民间社会也是比较的发达，我就不说原因了，不展开讲，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整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也就是在南岭砍树的三十年中，中国的民间社会整个不复存在了。中国整个民间社会就变成了一片洪荒，这个时候是没有博弈的，没有民间社会就没有博弈，没有民间社会，社会的植被就没有了。民间社会是什么？就是民间的每一个力量、每一个人、每一个机构，就像森林中的每一棵树。八十年代之后，中国的民间社会逐步发育、逐步发展、逐步壮大，社会的植被逐步得到了恢复，每一棵树都开始改变它周边的空气，整个的民间社会都开始改变中国整个的社会生态了，这个时候博弈就开始了，中国就进入了我今天所要讲的博弈时代。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部分，对博弈概念做一点澄清，让某些领导同志神经松驰一下，不要那么紧张。

    我要讲的第二个部分，博弈的目的是什么？博弈是以规则为目的，而不是以政权为目的。我认为改变中国的不是理论、不是概念，改变中国的是现实生活中这种具体的博弈，以及由这种具体的博弈汇聚而起的公民运动。说到公民运动不得不提到“非典”时期，这是中国公民运动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或者说整个中国公民运动的一个发端，它是公共媒体主动影响公共事件，通过影响公共事件改变历史进程，是这样的一个发端，这样的一个起点。然后有了“孙志刚事件”、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当下正在发生还在向纵深发展的厦门的“PX事件”。这三个或者说四个里程碑不断递进的历史，这是中国公民运动成长壮大、中国民间生态逐步走向良性循环的一个历史。

    分析我刚才说的几个里程碑，不难发现其中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就是媒体、就是公共舆论在其中起着画龙点睛的作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起着主导作用。尤其是最近的厦门PX事件，这种媒体对博弈的影响，可以说是更上一层楼。不仅是传统媒体，也不仅是网络媒体，在其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是历次公民运动所没有的东西，是什么呢？手机！最先动员阶段靠的是手机。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突破第一线的封锁，把真相报道出来的，靠的也是手机。尽管厦门当局已经预见到手机的威胁，事先在特定地段屏蔽了当地的手机信号，但万万没有想到会有北风这样的“搅屎棍”千里迢迢地跑过去，与后方的令狐补充合作，把他目击到的现场情况，用手机滚动直播，让厦门根本就防不胜防，从而一战成名，享有“史上最牛公民记者”的美誉。

    中国的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而且快推进到了手机时代。如果真正到了手机时代，那么中国的媒体就差不多进入了公民新闻时代。我跟北风等很多朋友早就探讨过公民新闻时代，这是让我们很兴奋很激动的话题，这是中国媒体最大的希望所在。到了公民新闻时代，差不多每个人都可以直接报道他身边的新闻。这种情况下，需要对付的不是一家媒体、两家媒体、三家媒体，而是要对付像北风那样现场所有的人，以及像令狐补充那样根本不在现场的所有的人。这种情况下，封堵新闻的成本太高，基本上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可能是中国媒体突破最大的希望所在。比如我就经常拿着笔记本到北风的酒吧泡吧，因为那里有很方便的无线宽带功能，我想再过四五年，可能中国到处都可以使用这种方便的无线宽带功能，那将是非常了不得的。

    这是当下中国一个新的特点，推动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博弈的主导力量不是政党，民间社会的火车头不是政党、不是在野党，没有在野党，不可能也不需要在野党。这样的现象是世界历史一个崭新的现象，我们已知的人类历史上那些重大的社会转型，往往主要都是在野党推动的，那些重大的公民运动，它的火车头往往是在野党，但现在中国不是这样了。

    这种事情当然并不是第一次发生，已经曾经发生过，在哪儿发生过呢？就在海峡的对岸——台湾。台湾整个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几乎看不到有力量的在野党，这个时候跟执政的国民党互动的，主导民间社会、主导公民运动的主要都是台湾媒体。台湾为什么可以实现和平转型？因素多种多样，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是因为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比较开明，蒋经国晚年比较开明，这是决定性的，但是其他因素也不可忽视，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我认为就是媒体主导了公民运动、主导了社会转型。这种不是靠在野党，而是靠媒体，这种模式可以在台湾成功，肯定有它的内在逻辑。目前为止没有专家和学者研究这个现象，我个人的理解，这个内在逻辑可能主要是在当下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媒体比在野党更具有优势。转型有多种多样的，有和平有不和平的，但如果是媒体主导的，那么和平转型的可能性最大。

    为什么这么讲？这是媒体本身的功能所注定的。媒体第一个功能是表达的功能，沟通的功能。而我们中国社会为什么现在会处于一种比较紧张的状态？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中的各个利益主体，如果有在野党的话，也逃脱不了这个规律，就是它缺乏表达能力、沟通能力。而在这一点上，媒体独具优势，这是第一点。在这一点上媒体起了什么作用？媒体起了社会黏合剂的作用，通过表达、通过沟通，把这个社会，这个可能断裂的社会黏合起来，可以实现和推动社会转型。

    媒体的第二个功能，是信息收集功能。主流媒体里的编辑记者信息量之大是一般的机构所不具备的。可能并不是我自夸，比如说我自己，我可以跟一个院士、一个部长对话，从他那儿得到信息，我也可以跟民工、一个清洁工、跟一个护士、一个的士司机交流，我每天都在跟方方面面的人交流，并且是真诚的交流，他们能够将他们的心声讲给我听。这样的情况下，我相信我掌握的信息，可能比一般官员所掌握的信息更多，也更加全面、更加客观。因为信息的充分掌握，所以能够对社会走势做出一个相对准确的判断。人跟人之间的差别，主要不是智力上的差别，主要是信息掌握程度的差别，信息掌握得越多、越全面、越客观、越准确，你的判断就越准确，而这个功能可能媒体是最强大的。

    媒体的第三个功能，是最根本、最决定性的。媒体是一个什么东西？媒体往往就是一个公司，它就是一个商业组织，它最根本的性格是一种商业理性，第一点它要计算成本和收益，亏本的事情它不做，代价太大的事情、成本太高的事情它不做，它不会莽撞、不会冒进。第二点有钱大家一起赚，这点广东的商人最明显，不是让一个人把钱赚完，要给对方留余地和空间，这种商业理性我归结为一种理智、一种克制、一种稳健，在这两点上，媒体根本区别于政党，尤其根本区别于在野党，又尤其根本区别于一种处于青春期的战斗党，这种青春期战斗党可能是优点，但我认为可能更多是它的缺点，就是太理想化、太浪漫、太激情，因为太理想化、太浪漫、太激情，它就会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会不妥协、不让步，就会金戈铁马、一泻千里。如果是这种青春期战斗党推动社会转型的话，社会成本可能是非常之高，社会的振荡可能非常剧烈。

    而在我们中国，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基本的共识，为什么现在中国问题这么多，但是基本上没有乱？这个社会还是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经不起折腾。这种情况下与其让政党主导公民运动、主导博弈时代，我个人认为倒不如由媒体来主导，由媒体来取代在野党的功能。媒体实现的社会转型一定是成本相对最小的，所取得的社会进步一定是最稳健、最平稳、最扎实的社会进步。

    所以，媒体主导的社会转型跟在野党主导的社会转型，在精神气质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什么区别？在野党主导的社会转型、在野党推动的公民运动，我更愿意把它叫做一种造反运动，就是彼可取而代之，就是你下来我上去，就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种转型很可能流于传统的改朝换代，这是在野党所主导的社会转型的精神气质，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想可能是这样。

    如果是媒体主导的社会转型，那么它一定是在现存体制许可范围内，一点一滴的推动，一点一滴的进步，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利益主体、每一个职业机构在自己的职业范围内的就地推动，而不是一种政治化的运动，更多是职业化运动，每一个人、每一个机构、每一个独立主体在自己的职业范围内捍卫这个职业本来应该有的利益、尊严，每个人都这样去做，就会改变整个社会的空气，社会就这样一点一滴稳健地改变。那么它带来的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就是社会整体文明的提升，最终是一个公民社会的到来。这是它们精神气质上的根本差异。

    这样一个媒体主导的社会转型，它是理性的、建设性的转型，而不是一场战斗，它不是战争状态，不是你死我活，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作为公共媒体，主要的职能是发现公共事件、去参与公共事件、去影响公共事件，通过这种参与、这种影响、这种推动去改变一种规则，不以政权为目的，只以改变规则为目的。怎样改变规则？通过参与公共事件改变规则，通过“非典”事件我们建立了新的原则，那就是“涉及到公众安全的紧急事件必须要公开”的原则，这个原则已经在法律上得到确认。通过“孙志刚事件”打掉了一个收容制度，也是改变了规则。通过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我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并且将继续改变现行的征地拆迁制度，也是规则。通过现在厦门的“PX事件”，我想最终的结果一定是改变一个规则，一个什么规则呢？就是“凡属重大公共安全、重大公共项目必须要征求民意，必须得到人民的同意”。就是它每影响一个公共事件，都改变一个规则，这样影响的公共事件多了，改变的规则就多了，通过对公共事件的影响和推动，来一点一滴的改变整个的规则体系，而每改变一条规则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性的东西，那就是说野蛮就少了一点、文明就多了一点、强权就少了一点、人权民权就多了一点。

    我们社会有很多问题，我们对这些社会的问题有很多不满，为什么有问题？主要就在于强者恒强、弱者恒弱，没有一个规则让强者抬得太高的头颅低下，没有一个规则给弱者信心、尊严，能够昂首挺胸，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规则让强者和弱者可以彼此平等相待，但是现在这个规则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地创造出来，用这种一点一点增长起来的文明规则，迫使强者不再肆无忌惮，让他们的眼光放低一下，平视自己的子民，让弱者知道自己的权利，知道运用自己的权利去改变现行规则，从而使自己能从现行规则中得到保护。同时改变强者和弱者，使强者从一种兽性逐步回归到人性，从兽回归到人，也使弱者打消一种恐惧，从顺民真正成长为公民，它是一种双向的改变，使强者成为人、使弱者成为公民。这样的一个运动，我认为可能才叫做公民运动。

    这样一种公民运动靠什么来推动呢？我前面说不是靠在野党。这样一种公民运动，它的推动只能靠公共舆论，只能靠具体的博弈、具体的社会实践，没有具体的社会实践、没有具体的博弈，所谓的公民运动、所谓的启蒙、所谓未来的公民社会，一切都无从谈起。博弈是一切的基础，要让老百姓有一种私权、私产的概念，知道它的重要性，在这个方面写一万篇文章、出版一万本书，也不可能比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起的作用更大；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项目必须让公民同意，让一万个教授讲一万次讲座也可能启蒙没有厦门“PX事件”大。启蒙不是只靠概念，如果是这样的话只能是理论家在玩家家，很难推动实际的社会进程，能够推动社会实际进程的真正的启蒙发源地，在于具体的博弈、在于具体的实践，博弈就是最好的启蒙。

    我们刚才说的文明概念、文明规则，都是从博弈当中一点一滴生长出来的，这凸现出公共媒体的决定性作用、决定性意义。所有的公共事件离开了公共媒体，都不成其为公共事件，公共媒体的主要职能，我前面讲过，就在于去发现公共事件、追踪公共事件，将公共事件的真相报道给公众，将公共事件隐含的公共话题发掘出来，将其隐含的公共价值发掘出来，提交给全社会讨论，最后让全社会在某一点上形成一个基本的共识，最后再由这种基本的共识修改相应的规则。这就是公共媒体在博弈时代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部分，主要也是讲公共媒体跟现实博弈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