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河北省在解决这个问题方面迈出了一步。该省政法委最近制定了一份《关于政法机关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良好环境的决定》，其中有一条专门规定：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这一规定，实际上就是赦免民营企业家，让民营企业家轻装上阵，根据该省官员的解释，该规定的目的是推动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

　　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犯罪经过法定期限不再追诉。对于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自然也不能例外。不过，官方特意在一份红头文件中提出这一点，当然是有原因的。

　　从政治的角度看，这一规定注定将会引起广泛的争议。首先，这一规定似乎从官方的角度第一次坐实了民营企业家的“原罪”，因为这里直接使用了“犯罪行为”的概念。

　　然而，所谓的“犯罪行为”具体是什么含义呢？在近年来有关民营企业家“原罪”的讨论中，专家学者们提及的具有“原罪”性质的“犯罪行为”大体上包括：向政府官员行贿，进入政府当时禁止进入的行业，偷税漏税，以及与有关官员和企业负责人勾结转移国有财产，等等。按照当时的法律，所有这些行为毫无疑问都是犯罪。

　　但是，问题在于，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初期，当民营企业家开始创业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制度，包括法律制度，从根本上说，很不利于私人企业家创业。现在回过头来看，那种制度，包括相应的法律本身是否正当，都是一个大问题。事实上，在当时，即便是政府进行的大多数改革，如果用当时的宪法来衡量，也是违宪的；大多数法律也往往是在改革开始之后，才进行修改的，不过是对改革的成果进行事后的肯定而已，也就是说，改革进行的当时，改革活动有可能是违法的。

　　这一点，是渐进式改革必然的特征。考虑到这种背景，笼统地谈论企业家的“犯罪”，可能有点不近人情。比如，有的民营企业家在创业初期为了进入某些政府禁止的市场，不得不向政府官员行贿，也有的民营企业家采取偷税漏税的方式进行原始积累。当然这些行为都是非法的甚至是犯罪。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众对这种现象的态度可能发生改变。

　　但是，某些企业家的行为，尤其是发生在较为晚近的、某些人直接依靠权力掠夺国有资产，或者某些企业家攀附权力，与政府官员合谋转移国有资产之类的行为，不仅仅是违法的，而且，也显著地践踏了自然的正义原则，从而激起了民众普遍的憎恨和愤怒。对于这样的行为，显然是不应当轻轻予以放过的。

　　也就是说，解决民营企业家的所谓“原罪”问题，仅强调严格执法是不够的，甚至可能是轻率的，更需要政治的审慎的明智。在这里，时间和民情是两个需要考虑的重点。也需要对所谓的民营企业家进行一番大致的分类，并相应地采取政治、经济或法律的手段，对所谓的“原罪”予以妥善解决。

　　在探索“原罪”的解脱之道的时候，不管是民众还是政府，都不宜片面地追求某个单一的目标，相反，应当在多个目标之间寻求一种明智的妥协：既应当考虑到法律的严肃性，也应当考虑到企业家创业之初的制度环境；既要考虑恢复民众的正义感，也要避免导致严重的社会阶层间的对立；既要给历史一个交代，也要眼睛向前看，追求当下及未来社会福利的增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年发表的多份有关中国社会变迁的报告显示，渐进式改革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扩大了社会的分化，尤其是在得益较少或蒙受绝对损失的阶层，积聚了相当大的怨恨情绪。这种怨恨，在一定程度上指向了企业家阶层。政府当然有责任化解社会上的这种怨恨情绪，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需要高度的政治技巧，鲁莽地宣布既往不咎或者有错必究，都有失轻率。

　　当然，化解社会中的怨恨情绪，最根本的途径还是尽快构建和完善维护正义的制度，并依靠这一制度框架推动社会秩序与人民精神世界的重建。

　　□本报特约评论　秋风（北京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