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聪告诉《北京科技报》，煤电联动可能是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煤电联动机制在2004年首次被相关专家提出，当时国家规定，以不少于6个月为一个煤电价格联动周期，若周期内平均煤价较前一个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5%，便要相应调整电价。根据测算，涨1分钱的电价就可消化20元/吨的煤价。

    但是，2005年11月，在达到煤电联动条件的情况下，有关部门担心电价上调对下游产业构成实质性影响，因而放弃联动，并于第二个月将煤电联动机制变为价格申报审批制度，煤电联动机制名存实亡。

    2007年11月，国家原准备再次启动煤电联动，但是由于当时面临通胀压力，便放弃了，结果丧失了最好的联动时机。其实2007年10月份的CPI指数为6.5%，11月的CPI指数为6.9%，远比现在8.3%的CPI更适合煤电联动。

    但有专家认为，煤电联动并不能有效缓解电煤紧张状况。中国能源网首席信息官韩晓平指出，现在几乎所有产品的生产都离不开电，电价一旦上调极有可能引发终端消费价格的集体上涨，加剧通胀压力。

    据测算，电价上涨1分，CPI将上涨0.4个百分点。目前物价上涨压力明显，煤电联动实施的阻力就更大了。与其他产品的生产一样，煤炭开采也离不开电，一旦电价上涨，煤炭开采成本也必定上升，电煤价格会继续走高。所以煤电联动并不能根本解决电煤紧缺问题。

    有观点认为，政府应该尽快通过财政补贴电力企业以化解隐患。几次煤电联动没有实行主要是因为有关部门打破了规则，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有义务主动承担由此增加的部分成本。

    而实际上，对电力企业进行补贴，在国际上也很常见。比如黎巴嫩，每年政府对电力企业投入的补亏资金接近10亿美元，约占该国GDP的4%。在国内，今年4月，广东省也对广州、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所有大工业用户收取燃气燃油加工费，每度电收取4.5分钱，以补贴省内部分天然气电厂和柴油电厂。

    对此，电力企业人士认为，财政补贴可能性不大。尽管国家给予中石油和中石化公司财政补贴，但与石油行业不同，截至2007年底，全国6000千瓦及以上各类发电企业有4000多家，而石油公司就那么几家。这补贴怎么发？是只发给五大电力集团，还是发给4000多家发电企业？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韩晓平看来，需求增加、煤矿整顿、运输瓶颈、煤价上涨只是一些表面原因。电煤紧张问题的实质是我国电力改革严重滞后。

    韩晓平指出，电的生产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产业链，煤炭公司将用于发电的煤卖给发电厂，发电厂用煤发出电后再将电卖给电力供应商也就是电网公司，电网公司再通过电网将电卖给最终的消费者。在这个产业链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价格都会影响到其他环节。如果只在某一个或几个环节进行改革，还不如不改。

    说到我国的电力改革就不能不谈借鉴的对象美国加州的电力改革。韩晓平告诉《北京科技报》，加州电力供应公司有南加州爱迪生电力公司、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和圣地亚哥煤气电气公司三家私营公司。当时，三家公司都有自己的发电厂。1996年美国加州通过了一项改革电力供应的法案，成立电力监管委员会和电力批发市场，把三家电力公司所有的发电厂拆分出售，这些发电厂变成独立的发电商。

    改革后，加州三家电力供应公司必须通过电力批发市场从发电商那里购买电力，然后出售给用户。在这三者中，发电商和用户把电力供应公司夹在中间。该改革方案原意是鼓励电力公司竞争以减少用户电费负担，但是却事与愿违。发电商卖给电力供应公司的电价越来越高，而由于受改革法案限制，电力供应公司却只能以6.5美分／k Wh的低廉价格把电卖给用户(而改革前卖给用户的电价为21.4美分／k Wh)。

    这种高买低卖使电力供应公司不堪重负，债台高筑。由于买不起发电商的电，电力供应公司开始停止供电。2001年1月17日中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突然停电，路口的红绿灯不亮了，餐厅和商店里的灯熄了，屋子里的暖气也停了，一些人被困在电梯里，交通一度十分混乱。硅谷的一些高科技企业也受到停电打击，苹果电脑公司不得不因此停产1个小时。其他一些企业立即动用后备设施，因特尔公司已经准备好了柴油发电机，预备在停电的时候立即启动备用电源。

    与此同时，加州两大主要电力公司太平洋天然气和电气公司以及南加利福尼亚爱迪生公司当天相继向当地证券和交易委员会提交报告，宣布暂时无法偿还巨额债务。

    2000年，我国受美国加洲电力改革影响，提出电力市场化，厂网分离、竞价上网的改革方向。但与美国加州一样，将电力企业分为发电商和供电商，在电价方面，我们放开了发电商售电价格，同时封死了供电商卖给用户的电价。

    韩晓平说，由于电煤并不会随意开采、随意运输、随意销售，电煤企业只按定量把煤提供给指定的发电厂。以往，电力企业为了保证电煤供应和低成本，都会和煤炭企业签订长期供煤协议。但发电商与供电商拆分并放开了发电商售电价格后，发电商并不能保证自己发的电肯定能卖给供电商，于是与煤炭企业只签订短期协议。这样一来，只要电煤价格上涨，电力企业就注定要承担由此带来的成本压力。

    韩晓平告诉《北京科技报》，事实上，电力投资的沉淀资本大，回收期长；对于投资者而言，电力项目并不具有什么大的吸引力。除非有政府进行价格管制，使其有稳定、但非暴利的回报。而加州电力改革解除管制，使电力公司成为普通公司，失去了吸引投资者的优势，以至加州十年没有开工大型电力项目。

    韩晓平说，在煤电联动、财政补贴都难实行的背景下，给煤炭和电力企业减税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法。如今煤炭行业税率为13%，电力行业税率为17%，都高于其他行业。因此，国家应降低煤炭产品税负，减轻煤炭、电力企业税收负担，为电煤创造降价的外部空间。

    电力改革的路径选择关键是在市场机制和政府管制之间寻找平衡点，而不是一味的市场化。在电力市场的监管、保持发电装机容量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维护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等方面，均需政府发挥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的电煤过剩与10年后的电煤紧张都与电力改革滞后有关。电力改革只有完全市场化才能走出死胡同，否则，从电煤过剩到紧张的轮回只能是一个长期的命题。 (本文来源：北京科技报 作者：魏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