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说领导不重视，对于广州火车站乃至流花地区的治理问题，李长春、黄华华都曾直接过问；不能说警方动作不大，翻开历年的报纸，关于流花地区整治的报道连篇累牍。

　　而流花地区就如身染沉疴的病人，其根治非一日、一时之功。22年的整治经验一再表明，短期的治安效果难以持久，整顿过后每每死灰复燃。

　　原因何在？记者调查发现，在处于三区交界地带归属复杂的流花地区，“背包党”的活跃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因为巨额利益的驱动，他们又“前赴后继”。与此同时，运动式的管理模式和法制的缺失，导致了整治上的被动和无力。而其背后是否存在保护伞，也再度被打上了沉重的问号……

　　打击十余年，什么最棘手？

　　“背包党”的分摊学让警方有些无可奈何，面对人均诈骗金额只有几百元的“背包党”，警方似乎除了“传唤”就别无他法。

　　“背包党”何以如此有恃无恐地在广州火车站大规模拉客行骗呢？一名野鸡车司机给记者上了一堂分摊理论课。

　　野鸡车司机阿文(化名)说，这个骗局做得太好了，让法律根本追究不到什么：上面的头头可能都有上千万元资产，每天都能挣到两三万元。如果是由一个人从一个单位诈骗到这么多钱，可能要掉脑袋，但如果分配到很多人头上，一人骗300元，另一人骗500元，人多了嘛，分下去就已经没什么了。警察抓到一个人，骗了别人500元，能判什么刑？即使追究到头头那里，也就一两个人，最多一两千元就了不起了。“公安其实抓过很多次了，抓不到什么证据，抓了不多久也得放掉。”

　　对于“背包党”，群众恨得咬牙切齿，“为什么不把他们统统抓起来呢？”警方则认为，由于受骗者大多是外地人，他们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不肯指认，民警依法办事，却出现取证难的问题，受害人不肯出来指认，只凭单方面的证据很难查处。揭黑者陈涛(化名)也表示，“以前也被警察抓过，次数还不算少，不过干这行其实危险性不大，就算拉客时给抓了，最多也是关12小时就放出来了。”

　　对此，民警也多少有些无奈，“因为怕自己本事不够，我们就去找市公安局法制办。结果他们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所有法条，最后发现对付‘背包党’只有用‘传唤’办法。”

　　然而，“传唤”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传唤其实只是以时间换空间”，火车站广场一位黄姓便衣警察告诉记者，十几年来，警方一般都在列车进站高峰期前便开始对“背包党”、出售假币等相关嫌疑人进行传唤，从而使其错过骗人高峰期。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传唤时间一般不得超过24小时。况且，就人数比例来看，火车站的民警远远不如“背包党”多，因此，传唤中间常有人漏网。

　　一名警察无奈地说，“其实，我们更愿意看到他(‘背包党’)骗了人，又抢别人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拘留他。治安拘留两次，就能送劳教，关上3年。可是送劳教，我们也有自己的考量。毕竟现在劳教争议很大。”该名警察还表示，明年3月1日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背包党”等问题的规定也很少。

　　由于无法可依，警方单靠“传唤”这把斧子很难对付得了“背包党”。一线民警担心，广州火车站的“背包党”有一天也可能出现在其他地方，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希望市公安局、省公安厅、公安部相关部门尽快研究合法对策。

　　火车站帮派，有无保护伞？

　　多方面的迹象表明：流花地区存在黑恶势力操纵下的利益博弈。“利益的驱动使某些部门的领导丧失原则，最终导致各自为政。”

　　盘踞十余年，尽管清查行动如浪潮一般接踵而至，“背包党”却如浪涛中的一叶扁舟，始终未被彻底打沉。他们没有放弃流花地区这块主要阵地，在大多数的日子里，他们依旧“前赴后继”地拉客行骗，甚至“顶风作案”。他们为什么不惧清查？

　　从目前调查到的情况来看，这种现象的存在首先与“背包党”受到的巨大经济利益诱惑不可分割。“背包党”成员陈涛曾说，野鸡车站点的车费比正规车站贵上好几倍，像东莞深圳珠海这些地方都是近百元，远一点的还要多。平均下来，普通成员一天都能赚上二三百元，月收入高的甚至可以赚上万元，“我认识干这行最长的一个是15年，现在已经有100多万元的身家”。

　　一名拉客仔的收入已经令人咋舌，坐享巨利的黑老大又有多少进账呢？记者初略算了一笔账：按广铁警方和越秀区公安分局估计，在火车站周边坑蒙拐骗的3000多人中，大约有800人是“背包党”，若每天骗2人，以一名乘客被骗100元为基数估算，年骗总金额就已超过1亿元。而以陈涛所揭露的“背包党”人数为2000人计算，“背包党”的年骗总金额就可达近3亿元。黑老大至少获利数千万元。

　　滚滚而来的黑钱，不仅让“背包党”们前赴后继，也成为他们打通关节的关键。长期在站西服装城做批发生意的阿明(化名)认为，“‘背包党’在这里生存了这么久，每天骗倒成千上百名旅客，钞票也大把大把落入口袋里。他们的行为警察肯定知道，其中有些警察收了黑钱，成为他们的保护伞”。作为局外人，阿明因工作地点的缘故，必须每天目睹无数双受骗流泪的眼睛，但“背包党”团伙人多势众，他害怕遭遇报复，不敢提醒旅客不要上当。

　　而在“背包党”成员陈涛眼中，黑老大的势力确实庞大，能耐也不小，“听说有个马仔被抓判了10年刑，老大用10万元就把他保出来了”，“如果遇到大规模的检查行动，老大会让人提前给我们打招呼，那几天就可以放假。”

　　针对这些流言，火车站执勤民警表示，不管是真是假，火车站附近几个派出所的领导、民警一定要常轮岗。因为附近除了有火车站之外，还有数个批发市场等大型经济场所，市公安局应尽快想办法从制度上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同时，目前火车站民警缺乏，建议新民警或要提拔的领导多来火车站执勤，也可监督火车站民警。

　　种种迹象表明，“背包党”横行的流花地区存在黑恶势力操纵下的利益博弈。2000年5月28日，时任广州市政协主席的陈开枝曾就流花地区整治问题接受广东电视台记者采访，他坦言，火车站地区问题积重难返的根源是管理混乱。

　　陈开枝直言：“(火车站)每次整治都阻力重重，地方政府与铁路部门难有共识，整治大多敷衍了事，过后故态复萌，这是因为有黑恶势力在背后操纵。”他说，在火车站地区存在极大的黑恶势力，这些黑恶势力已渗透到很多部门，他们相互利用，相互勾结，致使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无法得到彻底根治。　　

　　陈开枝指出，利益的驱动使某些部门的领导丧失原则，最终导致各自为政。火车站地区已成为某些部门利益相争之地，不仅养活了一批人，养肥了一批人，也养坏了一批人，养坏的这批人把这个地方搞得乱七八糟。

　　陈开枝所言并非没有事实依据。从1983年至今，政府部门在火车站的清查行动一直没有停止过，但这里始终帮派林立，犯罪活动猖獗。有些帮派刚被摧毁，新帮派又出现了。这一现象，时不时在人们心中留下疑点。

　　多区交界地，合力成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