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春风把我吹到了南海之滨

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2018-08-13 08:17:01| 作者:毛梓铭

  改革开放在变换时代风景的同时,也悄然改写着每一位亲历者的命运轨迹。1983年,胡经之告别待了三十多年的北京大学,来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深圳,投身深圳大学中文系的创建。

  “漂泊京都数十年,半生尽染书卷气;到此放眼新视界,方知尚有新天地。”成为他从北京大学来到深圳大学、从内陆走向改革前沿的真实写照。

  唯有弄潮儿勇立时代潮头,胡经之的故事是这段波澜历史的一个缩影。无论是“杀出一条血路”的胆识,还是“敢为人先”的气魄,改革留下它曾经的印记,也激发起后来者的雄心。流水逐波后浪生,接续奋斗中的改革大潮,还将在新的征程上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毛梓铭  图/视频 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文杰

  胡经之简介

  胡经之,著名文艺美学家,深圳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率先提出发展文艺美学,开拓文艺美学新学科。1984年与知名学者乐黛云创办深圳大学中文系。1993年,和饶芃子合作,成功申报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点,开创了华南地区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改革开放在变换时代风景的同时,也悄然改写着每一位亲历者的命运轨迹。彼时的胡经之正迎来自己学术生涯的又一个春天,他在北大倡导新兴学科发展、构建文艺美学理论,向世界发出了中国美学的原创声音。1983年,胡经之决定南下深圳,来到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投身深圳大学中文系的草创。“漂泊京都数十年,半生尽染书卷气。到此放眼新视界,方知尚有新天地。”成为他从北大来到深大、从内陆走向改革前沿的真实写照。

  扎根广东新天地,胡经之始终立足现实做学问,面向未来育人才,几十年如一日地为广东文化事业发展拓荒开路,贡献出自己全部的才智与热情。1993年,年近60岁的胡经之和饶芃子合作,成功申报暨南大学文艺学博士点,开创了华南地区第一个文艺学博士点。原本打算退休的他,又以返聘的方式继续指导了十届博士生,为文艺学、美学研究在华南的起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日前,记者专程来到胡老家中,与这位85岁的老人一起畅谈往事,展望未来。治学经历、学科发展、文化传承、人生体悟……谈笑之间娓娓道来。临别之际,胡老写下“乐读万卷书,好作万里行;心向真善美,敬重天地人”作为寄语。寥寥数笔,凝结了他一生的身体力行,也寄托着对后来者的美好期盼。

  “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解放,我的思路一下子开阔起来,觉得要走向世界,不能只躲在书斋里头”

  广州日报:您当时为什么会决定从北大来到深圳创办深圳大学中文系?

  胡经之:实际上,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我从未名湖畔吹到了南海之滨。我1952年进入北京大学,在那里一待就是三十多年,实现了“读万卷书”的梦想。但仅仅是停留在书斋里面,搞的东西都是“大洋古”(大项目、西方的、古典的)。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解放,我的思路一下子开阔起来,觉得要走向世界,不能只躲在书斋里头。刚好深圳要筹建一所新型大学,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临危受命,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张维院士希望这所年轻的大学,既能学习北大清华的治学传统,又有自己的独特开创。所以他说,中文系一定要办,否则成不了综合性大学,而且要走向世界,必须以中国文化为底,否则容易被人家同化。

  按照张维的构想,深圳大学理工科的筹建主要由清华大学支援,中文、外语等专业的筹建则请北京大学支援,这一想法得到了教育部的支持。于是他找到我跟汤一介、乐黛云夫妇,邀请我们三人筹建深圳大学人文学科。乐黛云当时在美国搞比较文学,我在北大提倡新兴学科,倡导文艺美学和比较文艺学。因此,张维希望我和乐黛云负责新兴学科建设,汤一介负责国学研究所筹建。我们一想觉得挺好,时任北大副校长的季羡林也十分支持,他嘱托我们要努力在深圳建立一个国际文化交流平台,和北大南北呼应。

  刚来的时候,深圳还非常落后。实事求是地讲,给我的感觉好像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海淀,半天功夫就走完了全城。而且,深圳大学那时还没有校园,只有一栋两层小楼给筹备处使用,这里本来是宝安县政府的所在地,当时已经算条件很好了。后来深圳大学用不到一年时间建好校园,跑出了“深圳速度”。所以我说,是改革开放的春风把我吹到了深圳。

  学科发展一要有国际视野,二要能解决实际问题,即“国际视野、中国问题”

  广州日报:南下深圳之前,您对这所新生的大学与城市有过哪些期待或设想?

  胡经之:我们当时还是摸着石头过河。你要说我已经有什么想法,也就是科研上有些想法,要发展文艺美学和比较文学。但到了这里,还得跟实际结合。中文系刚成立时,基本是照搬北大模式,或者请北大的老师直接授课。当然,初创期过后,我就要着手进行改革创新。

  首先,像季羡林说的,要建一所新型大学,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必须开展中外文化交流。因此,第一个创新就是搭建中外文化交流平台。这一点,我和汤一介、乐黛云想法一致。1984年中文系成立后,我们两年内连续举办了三场国际性会议。1985年,我们在深圳召开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大会。这次会议影响很大,是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外比较文学学者的第一次聚会,不仅国内名家悉数到场,许多国外知名学者,像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及英、德、法、日等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都应邀赴会,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会议。大会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并一致推选季羡林担任名誉会长,杨周翰担任会长。可以说,改革开放以后的国际学者交流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紧接着,汤一介主持召开了全国首次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协调会。更重要的一次会议是1986年召开的港澳台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盛况空前,海内外华文作家超过一百多人参会。而且完全依照国际惯例,不设主席台,只有发言者站在台上,政府官员、校长等人作为普通听众都在台下就坐。

  其次,来到广东后,既要搞学问也要搞建设,社会交往日益频繁,我的工作开始同实践结合起来。先是成立了深圳大学特区文化研究所,着手研究和解决深圳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后来又开办了各种层次的培训班和研究生班,培养具有广阔视野和实干能力的应用人才。对于深圳的文化建设而言,也是一次创新之举。

  最后是学科创新。1988年我将中文系扩建成国际文化系,这个国际文化系是深圳大学学科建设的一个新的生长点,后来的很多学院都由此发展而来。在我看来,学科发展一要有国际视野,二要能解决实际问题,也就是“国际视野、中国问题”。意思是,实际问题你要解决,但视野必须国际化,要跟上世界文化潮流的变化,考虑到文化交流合作的需要。按照这一思路,我把中文系改建为国际文化系,下设中英文秘书、比较文化、旅游文化、对外汉语等专业,目的就是培养具有国际视野、中西兼通的应用型人才。国际文化系的成立,在当时被认为是领风气之先的一项大胆创举。

  广州日报:在广东办学治学的过程中,您遇到过哪些困难?又具备着哪些优势?

  胡经之:困难主要是图书资料跟不上。因为要搞学问,图书馆是必须的。所以来了以后,最大的麻烦还是科研上的不便,但同时也具备了两个内地没有的优势:

  一是工作效率很高。当时学校的行政事务数量很少,系主任由教授兼职,行政人员都让学生负责。深圳大学的一项创新就是鼓励学生勤工俭学,负责行政工作,很多日常事务都由学生处理。我在北京查阅资料,写好初稿就可以带到深圳闭门修改,专心治学。还有一项创新是工作午餐制,学校事务全部在工作午餐会上解决,有什么事情,边吃饭边讨论边解决,不再专门开会,非常省事。像这样的创新还有很多,为干事创业创造了良好环境。

  二是开放程度很高,使我有机会了解大众文化,拓宽自身眼界。两三年时间,我看了将近一百多部电影,接触到琼瑶、金庸等人的大众小说和邓丽君、蔡琴等人的流行歌曲。于是就想进一步研究它们为什么受到大家喜欢?当中有哪些审美价值?可以说,正是到了广东,我才有机会关注大众文化,形成文化美学的初步构想,为文艺美学的深化发展找到了可行之路。

  以往的文艺美学只注重高雅文化,研究对象都是经典作品,是依据经典、发掘经典的学问,大众文化没有进入其视野当中。同大众文化的广泛接触,填补了我的空白,也使我明白,对于大众文化不能简单否定,而要提出和思考其中的美学问题。所以我主张,文化美学应该研究通俗文化怎么提升,高雅文化怎么普及,最终融合为主流文化,实现雅俗共赏,焕发审美新精神。

  建设美丽中国,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广州日报:建设美丽中国,应融入什么样的美学思考?

  胡经之:我从小在江南水乡成长,受到自然美的熏陶。所以我的第一爱好不是文学美和艺术美,而是自然美。最早引起我对自然美思考的是朱光潜的《谈美》。朱光潜认为大自然没有美,自然美只有经过人化,成为美的意象,才能唤起审美体验。

  2002年我搬到了现在的住处,这里面朝大海、水天相接,流浮山、红树林、后海湾一览无余,天天都可以享受自然美。享受之余,就会进一步思考大自然为什么有美。

  今天,我们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动态平衡。所以我讲,人的最高境界是古人所追求的天地境界,意即大自然融于生活,天地人成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广州日报: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中国美学的发展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胡经之:改革开放以来,美学在中国蓬勃发展,取得了许多开创性成果。进入新时代,美学更应该大有作为、大大发展。新时代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增长,美好生活是什么,美学必须首先作出回答。难道物质丰富、经济宽裕就是美好生活吗?恐怕这只是其中一部分、是基础罢了。

  实际上,美好生活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全面提升密不可分,于社会而言,是“五大建设”协同推进;对个人来说,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这里面有很多问题值得美学思考,作出系统说明。马克思曾指出,物质生产也要按照美的规律进行。这说明物质生活同样有美的存在,同样要遵循美的规律。进一步讲,美的规律其实渗透在人类所有活动当中,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都能从中发现美、体验美,我们的日常生活不正加快走向审美化吗?过去的研究不够深入,讨论太过抽象,对于美的规律还有待深化理解。我想,新时代中国美学的发展,一定要把握历史机遇,结合现实需要,围绕美好生活,解决实际问题。

  脱贫致富与乡村建设、旅游文化、生态保护等议题的关系上,要找准问题

  广州日报:随着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继续繁荣中外文化交流应把握哪些关键?

  胡经之: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西方的舶来品。但中国传统文人历来很重视审美生活。我们拥有一种生活化的美学传统,大多触景生情、随感而发。相比之下,中国美学重体悟,西方美学重思辨。

  对于西方美学,我们还是要研究。很多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后现代社会,中国的情况复杂一些,是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相互混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比较突出。比如,目前很多地区还在努力脱贫,那脱贫攻坚战怎么打,美学也要跟进。特别在脱贫致富与乡村建设、旅游文化、生态保护等议题的关系上,要找准问题,给出方案,避免重蹈发达国家“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目标要求我们去不断研究和总结西方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与变化,从中汲取经验。我觉得大致思路就是如此,西方的前车之鉴,要吸取教训,少走弯路,中国的文化传统要传承发扬,然后结合实际,解决当下问题。

  广州日报:您对于自身的美学思考与实践有着哪些体悟?

  胡经之:总的来说,我的美学思考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是人生美学,即美学是人生的一部分,要面向人生,不要空谈;二是价值美学,要心向真善美,追求人生价值;三是体验美学,要亲自体验,不能人云亦云,任何理论须经体验的确认和证实。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人生价值的体验。

  所以,不管面对怎样的人生际遇,心里都要有一点真善美的追求。首先要心向真善美,其次视野要开阔,最后要敬重天地人,对天地敬重,对人更应该敬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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