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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有人会说商业媒体为人们提供了所需的东西，新闻媒体的现状不管有没有偏见都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这是基于一种神话即只要与市场搭界就是反映人民的需要，就是某种民主。难怪在市场上被买卖的奴隶要反对这个观点。市场常常对有钱人有利，因为通过满足他们的愿望和需求就能赚取更多的利润。这是“一美元，一票”美圆多的人自然影响就大。对媒体来说，顾客不是普通大众而是广告商。广告商关注的是更有钱的顾客，因为他们有可能购买更多的产品。没有多少广告是针对无家可归者的。因而媒体就要反映广告商的意见和偏见，重点服务有钱者以及控制媒体的企业精英。
此外，好几个例子说明媒体的偏见并不是反映了广大民众的观点。在对伊拉克的入侵上，只有10%报道是来自反战阵营的，而实际上超过25%的民众是反对战争的。在90年代早期的医疗卫生辩论中，媒体主要报道克林顿的建议和保守派的反对。大部分民众赞同单个支付方案，但除了个别例外，媒体基本上都避而不谈。辩论的内容大大压缩，大部分民众的主张被排除在外。[29]这显示媒体并不是简单地反映民意。尽管媒体在凝聚民意方面常常很有效，但是从医疗卫生辩论这件事看出并非总是如此。美国人并非不想知道在伊拉克和美军打游击战的各类武装的名称和主张，并非不想知道美国支持的在东帝汶进行的种族灭绝。他们不能知道，因为媒体没有报道。
这种媒体的机制并非一下子突然出现的，而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形成的。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资本逐渐赢得控制地位形成少数掌握行业命运的寡头，媒体也变得更集中。大公司开始收购报纸或者抽走那些批评公司权力的媒体的广告。这并非大公司老板们协商勾结的巨大阴谋，而是针对相似的处境采用的相似手法而已。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造成我们今天这样的媒体机制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威尔逊政府“建立了政府宣传机构叫做鱼笼委员会（Creel Commission），要在6个月之内成功地将主张和平的民众变成歇斯底里的战争狂热分子，要摧毁德国的任何东西，彻底消灭德国人，要参加战争拯救世界。”[30] 鱼笼委员会首次采用公共关系技巧操纵公众舆论，利用商业媒体煽动战争热情。它发现向媒体大量提供“事实”（官方消息）使他们能够控制新闻报道。战争期间政府加大审查力度，积极压制反战的媒体和团体，其中多数为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原先迅速壮大的美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USA）被解散，再也没有恢复，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世界产业工人组织（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变得缄默不语。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制在战争结束之后仍然持续，类似的宣传技巧被用来制造红色恐怖。通过打击异己组织和媒体，加速了媒体进一步集中在少数大公司手中的进程。
新媒体出现时，政府的干预在使媒体置于公司控制之下和效忠政府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二十世纪20年代后期联邦通讯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的前身主要向公司、企业发放开办无线电台的许可证，基本上排除了非商业电台。而在此之前对电台很少有什么限制，非商业团体，尤其是教育机构往往在电台占主导地位。此后几年有场很多人参加的运动企图改变这个决定但没有成功。[31]后来电视台许可证的发放采取类似的对公司有利对非赢利机构不利的做法。大公司主导新闻媒体是因为政府选择要让大公司这样。政府的政策和法律，如1996年的电信法，加上形形色色的补贴，包括免费乘坐国营航空公司飞机，都对媒体的结构产生持续至今的影响。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媒体和社会的构成方式。媒体的负责人并非凑在烟雾缭绕的大房间密谋如何愚弄美国人。偏见的产生是媒体结构性矛盾所致，而不是巨大阴谋。有些团体确实有意识地试图操纵媒体，有时候以密谋的方式进行。（一伙人秘密聚在一起要达到一个目标）。比如，人们知道中央情报局（CIA）渗入媒体机构，拥有他们的在职记者名单，它“还在全世界拥有数十家的报纸和杂志”。[32] 中央情报局（CIA）改变了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1984》和《动物农庄》两部电影版本，将其中“诅咒两座房子”的信息轻描淡写，让他们看起来是反共产主义的而非反资本主义的。[33] 1999年有线新闻电视网（CNN）允许部队心理战军官、政府宣传专家在其亚特兰大总部的新闻部工作。[34] 有线新闻电视网（CNN）最终承认了这一点，[35] 但大部分媒体对此不予报道。然而这是异于常规的特例。多数媒体偏见是结构性矛盾的结果。同样的结构也使得它更容易让当权者通过密谋或别的方式操纵媒体，扩大他们的影响。
教育制度
霸权的另一重要部分是教育制度。教育制度有两大功能。其一是培养和教导民众驯服、听话，好让政治、经济精英在很少抵抗的情况下统治。其二是培养发展经济所需的技术工人和未来的统治阶级成员。
鲍伯·布雷克所说的“青年集中营”的公共教育体制的首要功能不是要鼓励独立思考或者别的什么，而是要让学生变得愚蠢和服从。公立学校的全部结构这样设计就是要培养学生服从权威。学校是个等级森严的组织，广大学生要有少数的教师和管理者支配。培养他们从小就服从命令，一排排整齐坐好，排队等候等等。孩子们是原材料要经过挑选、分类，加工成为不会对现行社会经济制度提出质疑，不会给精英集团制造多少麻烦的“受人尊敬的公民”。孩子们从小就在衙门似的公立学校学会服从权威，很容易在成人后继续服从权威。这个制度并非百分之百有效，不能保证所有的人到长大成人后完全驯服，但是足以维持现行制度长存。一个让许多学生服从少数老师和管理者的意志的学校制度非常适合要求许多工人服从少数老板和资本家的意志的社会经济秩序。
学校的结构鼓励学生在感情和智慧上对学校的依赖。学生依赖教师决定学习什么，什么时候学习，以及如何学习。他们不是自己调查研究，不是自己控制智慧成长进程，反而依赖老师决定学习的进度。学生们这样学会了由别人替自己思考。而这一点正好适合由少数人对多数人统治的社会。
学校再制造出阶级的结构。人们认为教育有好有坏，与财富的分配线一致，财富多的人得到更好的教育。一个人受到的教育为他打开或关闭机会之门。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得到好的工作，好的机会和其他特权。优雅的（统治阶级）语言和举止通过学校和其他机构传给统治阶级的子弟，而不那么优雅的语言和举止则传给下层子弟。那些有不那么优雅的语言和举止的人在很多方面受到歧视。考试在许多方面向来自美国上层社会的子弟倾斜，包括引用有钱人子弟比较熟悉的事例。即使出题者并不是有意这样做，这些人很可能来自上层社会，很容易从自己的经验中举例，而不是穷人的经验。有钱人上的学校更容易有充裕的资金。雷立斯特等的研究表明老师容易优待有钱人的孩子，而且经常是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或者有意这样做。[36]
公立学校授课的内容也反映出它作为教化中心的作用。这尤其体现在影响社会哲学的领域如历史，经济和公民学。教材中应包含什么，采用什么样的指导原则等不是由老师决定，也不是基于学术问题本身。公立学校是州政府的实体，实际的权力在州政府。在有些地方，当地学校董事会有相当的权力，有些地方州政府权力很大，但是不管怎样，权力在州政府。毕竟是州政府拥有、经营、资助这些学校的。另外，有些政府部门虽然和学校没有直接联系，包括法院和联邦机构如教育部对学校也有影响。还有一些非政府机构也对学校有影响，一些由富人资助的私人机构如洛克非勒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对学校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在形成现代公立学校机制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在发挥影响。大公司通过为学校提供所需材料和对政府决策施加相当程度的影响影响学校。通常是这些公司依靠企业圆桌会议等机构施加其影响。
权力在几个不同的层级体系间分配，这些体系都是由相互间有共同利益的精英控制，充当过滤器的作用，确保学校总体上传授自由保守光谱之内的观点，忽视或贬低超越这个界限之外的观点。多种团体都可以动员起来对学校采用什么教材，教什么内容施加影响，但是体系的结构模式使得最终结果反映精英阶层的意识形态（自由保守光谱之内）。掌握更多资源的人更容易对学校的决定施加压力和影响，因而拥有最多资源的那些有钱者和有权者最有优势。对学校有影响的就大体上局限在精英阶层或者得到精英阶层支持的人。精英圈子之外的人，自由保守光谱之外的人，没有像精英阶层那样的资源还受到他们的排斥，因而对学校的影响就小。所以学校里教什么大体上反映了精英阶层的利益，局限在狭窄的光谱之内，而在此之外的观点被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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