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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媒体一样，有些保守派指责大学被自由主义者把持，歧视保守主义者，维持对保守主义者的“敌视环境”。大卫?合罗威茨和他的“学生的学术自由”（非常恰当的奥威尔式的名字）可能是这种观点的最知名保守主义者。他们呼吁为学校和国家雇佣更多的保守派老师，以加强防止对保守派歧视的规定。但是他们用来显示自由派多于保守派的数据是有问题的，就算不管这些错误，他们的数据也削弱他们的观点。他们自己的数据显示自由派、保守派和中间派占教授的绝大多数。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间派一样相信资本主义、国家权力。因而资本主义者占绝大多数，按照合罗威茨的逻辑，大学应该有强烈的倾向资本主义偏见，而不是自由主义偏见。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有这个问题。
合罗威茨们的真正目的是压制自由派的观点，使大学更靠近新保守主义路线。他们对大学里的斯大林和毛泽东支持者面临的“敌视环境”不置一词。“自由言论区”及其他至少被用来对付极端左倾和保守一样多，但是他们什么也不说。他们也不抱怨比大学里严重得多的资本主义者向12年级灌输思想。保守派的教授数目远远超过无政府主义教授，本着思想多样化宗旨呼吁聘请更多保守派的这帮人对不利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现状视而不见。经济学课堂上绝大部分在讲市场资本主义是最好的制度，忽视或贬低新古典经济之外的经济模式。政治课堂上绝大部分在讲对国家的支持，包括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忽视或贬低反对这些的观点。合罗威茨们对所有这些都闭口不谈。他们不反对少数派意识形态面临的“敌视环境”，只要不是保守派被当作攻击的靶子。
他们常常将比他们左倾的人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称为自由主义者，虽然自由主义者和这些极端左倾团体有根本的区别。德克萨斯青年保守主义者德克萨斯大学分会是许多在校园中反对所谓的“自由主义偏见”的团体之一。他们编辑了一个监控人员名单，罗列了利用教室达到政治目的的教授。[42] 该名单包括自主论者、马克思主义者、比列宁还左倾的哈里克里弗。[43] 2003年德克萨斯青年保守主义者德克萨斯大学分会主席是奥斯汀?金赫恩，他投诉教他的一位教授声称美国是“比9-11恐怖分子还可怕的恐怖威胁”。他以此为“自由主义偏见”的例子抱怨说“没有任何反对意见提出来。” [44] 不管这个观点是对还是错，它只不过是在媒体上很少听到甚至多数老师都不讲的小小异端观点而已。奥斯汀金赫恩没有投诉相反的观点即美国不是恐怖主义国家，当这个观点出现在媒体、学校或其他任何地方，从来没有反对意见提出来，只有那些左倾观点让这些新保守主义者感到讨厌。如果他们真的看重“智慧的多样性”，他们就会推动被边缘化的左派团体迅速发展而不是压制，因为这样才能增强“智慧的多样性”。他们没有这样做的事实本身表明“智慧的多样性”并不是他们的真正目标。其背后隐藏的是新保守主义者压制、限制左派团体的伎俩。通过将位于边缘的持不同政见者归为自由派并要求限制双方的影响，他们成功地压制了异己分子并压缩他们的生存空间。
这种手法并非总能奏效。从前的阶级社会有不同的思想控制系统，但是美国现代的公立教育制度只是在19世纪后期才出现。尽管有缺陷，获得独立后头70年中成长起来的学校制度能够教会读写能力和基本技能。“存在的大量数据表明到了1840年，美国国民（非奴隶人口）的识字发生率不管在哪里都在93%和100%之间。”[45] 孩子们不像现代美国人认为的那样是天生就无资格的人。美国海军的第一位上将大卫?法拉古在12岁时就首次指挥军队作战。这样的事并不罕见。200年前的成人标准年龄比现在的要小。青春期是个相对新近的说法，是现代公立学校制度的产物。
公立学校制度出现并不是因为老的制度在讲授基本知识和技能方面效率低下而是因为需要有新型的控制。美国内战后，前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被清除，工业资本主义产生。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出现，资产阶级和迅速壮大和贫穷的工人阶级的斗争日益加剧。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带有武装的工会团体如劳工骑士和世界产业工人组织出现，强大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迅速蔓延。1888年参议院教育委员会写道“我们认为教育是导致劳工阶级近年来出现不满情绪的罪魁祸首。”[46] 随后设立了若干机构来控制工人阶级，其中一个就是当今强制性的、严厉的、隐含破坏性的教育制度的出现，用以培养工人的无知和盲从。上学成为强制性的（每个人都要得到思想灌输），学生被塑造成为庞大学校机器的单元。教学的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包括历史课由社会学取代），“科学管理”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被用在学校里，就像基于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和泰勒系统的观点用在学校一样。老师和学生由一个庞大的学校官僚机器来控制。右倾和极端左倾，包括自由主义者和费边社在这个系统的产生和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公立学校建立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约翰?杜威1897年说过，“每个老师都应该认识到他是个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健康发展的社会雇员。”[47] 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在对企业家的一次演说中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我们希望一个阶级受到自由主义的教育，我们希望另一数目庞大而又必须的阶级放弃自由主义教育的特权，为即将从事的艰苦、具体的手工劳动做准备。”[48] 1889-1906年间的美国教育部长威廉托里哈里斯在他的著作《教育的哲学》中说，“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是自动操作，小心翼翼地沿着规定好的道路走，认认真真地遵从规定好的习惯做。这不是意外事件而是大众教育的结果，因为科学地来讲大众教育是对个人的吸纳。”[49] 在同一本书中他写道，“学校的重大目的在黑暗、闭塞、丑陋的地方更容易实现。教育要使学生做自己身体的主人，要超越美丽的大自然。学校应该培养学生从外部世界撤退的能力。”[50]
大公司、形形色色的行业协会和公司提供资金的基金会如全国制造商协会、全国公民基金会、农业发展理事会、企业圆桌会议、卡耐基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都在现代公立学校制度过程中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1933-1953年间的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布莱恩科?南特写道，向现代公立学校制度的转变是因为“工业家和企图改变工业生产过程本质的革新者”要求的结果。[51] 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教育董事会指明的目标是：“在我们的梦想里，人们完全臣服于我们的魔手。现行的教育规范（智慧和性格教育）从我们的头脑中消失，不受传统的约束，我们将我们的善意传达给充满感激和富有同情心的群众。我们并不试图让这些人或他们的孩子成为哲学家、科学家或大学者。我们不需要从他们中间培养出作家、教育家、诗人、文学家。我们不会从他们中寻找未来的艺术家、画家、音乐家、律师、医生、牧师、政治家，这些我们自己有的是。我们定的任务非常简单：我们要将孩子组织起来，教给他们如何完美地做他们的父母做的不是很好的事情。”[52]
经过了一年的调查取证，1913年国会对企业基金会在教育中的作用的研究发现：“那些手握一大部分美国工业的最终控制权的少数人已经不再仅仅控制他们的员工，现在已经迅速扩展到对教育和国家社会服务的控制。庞大的基金会通过直接的基金使用，不受任何法律的纠缠直接指向情形的杠杆，然而，这个权力随着附属联盟的形成使得它免受批评和监督而大幅度增强。”[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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