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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罗的精神问题是什么？一句话来概括吧，就是个体的灵魂无法得到安顿，从而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摩罗在《站在自己的墓碑上发问》一文借毕巧林之口发出了自己的扣问：“我活着是为什么呢？我生来是为什么目的呢？”早期的摩罗信奉人道主义，崇尚自由意志，不料自从卡夫卡人是虫子的消息的传来，他才从“上帝之死了”、“知识分子死了”、“人死了”之后的现实中消醒起来，这时的摩罗还没有从内心作好心理准备，他还并不想从人本的立场上撤退，于是，便在谛听天国神秘声音的仰望中寻求信仰。摩罗的寻求表明了米兰?昆德拉的那一句话，生命之中最不能承受的是“轻”。面对空无，对于一个不愿意放弃责任的人来说，唯一能做的就是背负。生命因信仰而有意义，没有了信仰，生命就会显得多余。怎样理解摩罗这种痛苦呢？正象“多余人”毕巧林的痛苦一样，他的痛苦来自完全超越物质生活需求的形而上的纯粹精神的追求。“多余人”既不满于现实，又无力去发改变现实，与周围环境的隔膜，对于社会责任的游离，使之成了地地道道的“精神贵族”。毕巧林作为虚无主义者对生活没有任何信仰，感觉不到任何强制和约束，鲁迅虽然也在黑暗的虚无感中为寻找生活的意义而进行着激烈的内心斗争，但却总是感受到一种拯救国家，唤醒人民的义务的约束。摩罗身上有着过浓的“多余人”的气质，使他过于执着于个体的精神出路的探求，陷入一种深刻的局限之中。灵魂的安妥要依靠信仰，问题的关键是摩罗真正进入信仰状态了？还是把信仰当成了一种工具？摩罗找来庄子用“宇宙大生命”来确证自己与最高存在的关系，反映了自己在精神层面的虚弱。精神层面的问题是否就是躲进书斋里而营造出来的“终极关怀”所能解决的？恐怕仅靠读书是不能解决精神问题的，关键在于回到现实生活中亲自践行，象墨子一样不尚空谈，认真、吃苦、耐劳、踏实。范美忠用“通过行走来反抗虚无”来解读鲁迅的《过客》，白确，通过行走（行动，践行）来反抗虚无（精神问题），应该说把握住了鲁迅的行走哲学。
过客通过行走，紧贴着大地，从而领悟人与最高存在的关系，因此，大地就成了他的意义所在。人要紧贴着大地行走，要飞起来，不要飞得过高。鲁迅当年过于执着于“人间情怀”，致使他身上背负了太多的重负而陷入激烈的对抗思维之中，从消极的一面来说，当然不利于身心健康；但是，今天作为一个信奉知识分子精神的人，不要自以为看透了这种沉重拒绝背负自己的重担，特别是在没有和社会过上几招之后，就忙着消解，却又陷入苦于消解不掉的焦虑里，从而象“多余人”毕巧林那样陷入纯粹形而上的精神追求里。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人脱离了与某种终极存在苦难大地的联系，改正的办法就是恢复与这种终极存在的联系重视审视自身，回到“当下”和“在场”，拒绝凌空蹈虚。鲁迅身上是很有墨子那种不讲空话、注重实践、行动、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有儒家积极入世精神，也有一种不怕流血汗的大象精神。实干、入世、执着于“此在”、拼命硬干、全身求法、侠义精神、坚持战斗，在流言的伤害中挺立不屈，具有顽强的个性。回到具体社会现实之中，鲁迅在《故事新编》里，对“能说不能行”的庄子和徒作大言的空谈家老子，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鲁迅身上鲜明的“人间情怀”使他和同一时期的文人学者区别了开来。正是受这种“人间情怀”的深深影响，我拆解了虚空的知识分子的立场。在我看来，鲁迅是一个有着“人间情怀”的敢于承担失败的精神自由战士。由此，我不会陶醉于凌驾于世俗之上的精神生活，作纯粹的形而上的精神玄想，因为，人一旦出生了，就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事实，生命不需要理由，生命就是理由，无需找到崇高的借口才能投入实际生活，精神生活与世俗生活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不要人为地制造对立。我也要与知识界普遍存在的取巧、油滑、清高、酸腐、冬烘、虚伪、庸俗、自私、工于心计划开界限。在《中国式生存??一个奴隶的手记》一书里，我记录了在S城将近10年以来的生活，这是我关照世界和心灵重建的出发点。任何时候，我在思考问题或者做事情，都不会撇开这段历史。徐晋如在一篇《如何为知识分子去魅》的文章中说：“我对底层却从不抱幻想。尽管底层当中有时也产生一两个天性高傲、心灵上倾向于独立自由的人，绝大多数情况，底层所产生的只能是对优秀人群抱有深深怨恨者。”他对老威为例，指出某些人指责知识分子缺乏底层同情，标谤自身悲悯，说到底根源于他们自觉其为救世主的快感，他们所向往的是先做救世主，再做人上人。而这同样为怨恨。徐先生动辄用“庸众”和“优秀人群”来把自己与人划开，好象这些底层人天生就是他的障碍，这种精神贵族式的优越感是要不得的。据我了解，在当下中国的生存语境里，“知识分子”和底层人，除了各自从事的职业有所不同，以及“知识分子”可以依靠体制获取各种国家优待，掌控某种话语权以外，并不因此就此就比底层人高出三头六臂，说穿了吧，同是既定秩序的打工者。如果说“知识分子”的优越感表现在可以傲视底层人的话，这种自大、狭隘、自恋、清高远没有那么可爱，更谈不上什么“优秀”，比“庸众”高明不到哪儿去，充其量多读几本书而已。徐晋如先生评击底层知识分子跨越学术领导大众去“建设新世界”，称这是“理性的僭妄”。他认为最纯正的学术活动也只是对既有知识的整理和搬运。我想请教一下徐先生，替底层民众的苦难说两句话，凭着良知抨击社会的不公，并以此为己任，进行呼喊，是否就是领导民众去“建设新世界”？学者在整理和搬运知识的同时，是否应具有人间情怀呢？倘若学者除了对知识的搬运和整理就可以不问一切，那干脆就叫知识搬运工好了，干吗还用什么“知识分子”和“优秀人群”来装点自己呢？由此，可以看出徐晋如先生缺乏一颗平常心，不是把社会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而是人为地加以归类，硬是分出什么“庸众”和“优秀人群”，实在迂腐得可笑。曾有学者从基督文化的角度来批评鲁迅心中充分“怨恨”，针对这种抽离了基本价值判断而下的结论，我不予评论。在我的心目中，鲁迅是一个反思加反抗并且执着于“此在”深具“人间情怀”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我看来，当代鲁迅研究专家群中，林贤冶是一个具有“人间情怀”的反抗者，然而却反思不够，其他的诸如邓晓芒、钱理群、张梦阳、林非、王乾坤、王得后、郜元宝、王富仁等学者反思过多，然而反抗却不够，其中不少学者过于强调作为学者的鲁迅，而不提鲁迅身上“人间情怀”的一面，另有一些学者汪辉、王晓明、徐麟、吴俊、魏韶华等人过于参照西方某些学说，他们过于放大了鲁迅身上的阴郁、愤激、绝望、希望、恐惧、不安、焦灼、惶恐、恶心、危机、焦虑、苦闷、死亡、孤独、虚无，特别是上海的学者吴俊在其《暗夜里的过客》一书中，对鲁迅的个性及心理进行研究，涉及鲁迅的负罪感、虚无心态、自虐与攻击的心理冲突、爱情心理及暮年的疾病与死亡意识等等，放大了鲁迅的“消极阴暗面”，深刻的同时也陷入了片面。由于反思过了头，鲁迅那种执着“前行”的姿态，以及强烈的现实的关怀和不懈的生活追求，反而遮掩住了，容易让人对鲁迅产生误读；至于日本的鲁迅研究专家个个内好和韩国的一些学者，过多的都把握住了鲁迅身上反抗的一面，他们结合本国思想文化实际都作出了深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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