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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的商店是在2004年年初开张的，主要是卖一些香烟、饮料和手机的充值卡。两年多的经营使他摸清了一些规律。“每天的客人分成三波，第一波在上午六点到十点之间，主要是建筑工人下班回家，路过买香烟、瓜子等。第二、第三波在晚上十二点和凌晨两点前后，主要是附近五六家歌厅下班的‘小姐’和‘发廊妹’，多是买一些饮料和充值卡。”
在去年之前，刘亚的生意还算不错，每天能赚100多元，扣除掉每月800元的房租，大概一个月能赚2500元左右。与老家的同龄人相比，刘亚对此显得有些自豪。“比他们在外边做苦工强，他们辛辛苦苦干一天力气活，每个月挣的还不到1000元，而我只要每天守店盯摊，进货也只要一个电话，货主就送货上门。当然，每天要熬夜。”
的确，单就收入而言，刘亚是有理由骄傲的。中国现在有9.4亿农村人口，随着中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量的农民涌进城市的工厂、建筑工地、煤矿……这些进城务工者多是中年和青年，他们的月平均工资不到900元。中国年均近9%的增长率和迅速成为“世界工场”的背后，隐藏的是不仅仅是近两亿多农民工工资待遇的低下，还有恶劣的工作环境、长期的超时加班和随时可能被辞退的风险。有时年终回家过春节，能否领到工资还是一个疑问。尽管这一群体的问题近年逐渐进入官方和媒体的视野，并不断有一些学者在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益，但离实际解决还有长长的一段路。
同时，“农民工”这个词也凸现了这群人在身份认同上的尴尬，既不属体制内得到认可保障的“工人”，也不是实际意义上种地的“农民”。城里人能够享有的“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险等权利，他们一概无缘分享。而跟随他们的孩子，要想在城市里正规学校读书，往往要交一笔不菲的借读费，这让他们更多选择在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读。这类学校一般设备简陋，老师的教育水平缺乏保障，惟一的好处是学费便宜。
刘亚商店的对面是半璧店第二社区居委会，每月月初，都有一些市民到此领取每月310元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对于这种制度安排下的不平等，刘亚很漠然，也不愿意去思考。“虽然我们享受不到，也没有关系。一个月领了310元，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谁领谁不领，我才懒得理呢，有时间还是多想想怎么挣钱吧。”
眼下刘亚的“生意”正陷入危机。今年年初，距他商店不到100米远的地方新开了一家超市，分流了刘亚的大部分客源。他现在每天只能挣六七十元，除掉房租和他们夫妇两个的生活费用，基本上就没有剩余了。而房东也已通知他要涨房租，从每个月800元猛涨到1500元，这使他很着急。最近，刘亚经常骑着自行车在北京的一些城乡结合部四处搜寻，希望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建筑工地，在旁边开一个烟酒小商店。“大的咱干不来，也没有本钱，一个大一点的建筑工地，工人的消费也不低，能挣钱的。”
离开刘亚的家，已是凌晨一点了。风吹过来，北京的夜晚已有微微凉意。刘亚坚持把记者送到永定路路口，并一再叮咛，“帮我留意一下适合开小商店的地方”。
餐馆老板王彦：斡旋生涯
投资了90万的餐厅即将开业之前的半个月，老板王彦需要首先做一件事才行。她需要先拆掉自己餐厅的屋顶。
站在院子外面，看着花费巨资找设计师专门设计，请专业施工队拆除老瓦顶并费尽心机搭建的全透明的玻璃屋顶，被一块一块地凿穿，王彦在想，怎么才能把符合规定的屋顶装回去？
王彦承认，这次投入的90万是8年来经营酒吧积攒下来的全部存款，而如果这家法国餐厅不能够顺利开始经营的话，那她和她的丈夫就得睡到王府井步行街上去。
在北京胡同里经营了8年酒吧餐馆的王彦深知，想生存下去，必须懂得如何斡旋于各种政府机构和政策之间。在北京，没有任何“背景”的小商户，如果不懂得这种斡旋，可能没有一家能顺利开张营业，盈利更是奢谈。8年内经营地点辗转换了三次的她，对此深有体会。 
而现在，她能做的也是必须去做的，就是去斡旋，就像过去的8年里做的一样。
70年代中期出生、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的王彦在90年代中期弃笔从商，用8年时间在北京后海地区经营起了一家非常知名的酒吧餐馆。但商业上的成功并不能抹去逐渐爬上她额头的担忧。每天早晨醒来，她所焦虑的并不是餐馆酒吧今天的客流量，而是害怕某些“拍脑门”制定出来的脱离现实、甚至相互抵触的政策规定会找上自己。
事实证明，总有一些盖着大红印章的政策、条款、细则、意见给王彦这样的私营业者带来重重障碍，让他们每天都烦恼于如何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不会灰飞烟灭，而经营，往往居于其次。
这一次，王彦面临的可能是她经营酒吧餐馆以来最大的一次由政策带来的危机。
6月，区政府为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由工商局出台新政策：不再允许商住两用建筑继续用于商业经营。这意味着，所有打算在胡同里租赁传统四合院搞特色酒吧餐馆经营的私营业主们最好放弃他们的计划，因为根据这项新规定，营业执照不再向这样的个体发放。
不幸的是，为了预备年底就会到期的店面租赁合同，王彦在4月就租下了胡同里的另一个院子进行装修，并重新申请营业执照。然而，新政策出台后，她将不得不因此拿不到执照。
几乎在同时，区政府为了统一后海地区古建筑风貌，下文要求所有不符合规定的房屋进行整改，而且这个规定还具有追溯力，也就是说，哪怕是这项规定出台之前就已经装修并改变风貌的，也要一刀切地强制改回。
更不幸的是，王彦那所刚刚租下并自行设计、装修完毕的院子，就排在需要进行整改的建筑的前列。
执照拿不到无法经营，玻璃屋顶还要拆除并恢复原貌，几乎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的王彦面临着90万投资即将打水瓢的尴尬处境。
王彦深知，她必须使出浑身解数去斡旋，而仅仅一个月后，通过各种手段，王彦初步拿到了她的营业执照，而她身后，数十个和她情况一样的私营业者仍然因为这条政策被卡在区工商所里，他们中至少有一大部分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将面临前期投资无法收回的悲惨下场。
成立对这一变化缺乏准备，既对市场需求的画作主题与风格缺乏商业敏感，也不愿意向市场做出某种妥协。贫穷似乎是讨厌的影子，多年来一直伴随着他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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