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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种社会的焦虑还在更深的隐蔽处涉及到一种精神信仰的缺失。焦虑者因看见到处都是物欲的流行,功利的甚嚣尘上,人们都以外在的成败论英雄,以权力和金钱划分人的等级,从而隐隐地痛感人们精神上缺乏一种寄托,没有一块能够真正长久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因为,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上有寄托、有希望和追求,他就可能不会太在意物质的匮乏,甚至将物质的匮乏视作一种精神的历练,从而也鼓舞他斗争,帮助他走出生活困境。当然,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信仰可以给人提供生活的意义乃至一种真正自足的幸福感。
所以,作为一个历史的参照,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耶稣的话语能够在两千年前吸引许多的人,那也是一个普遍焦虑的时代。耶稣谈道,不要为生活忧虑,为身体忧虑,为寿数忧虑,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而是应当为更重要的东西忧虑。那天上的飞鸟,野地里的百合花,也不忙碌、也不积蓄,尚且好好地活着,而人不是比飞鸟贵重得多么?人固然有许多的劳苦,但也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当就够了。
在一个普遍乐观和盲目自信的时代之后,可能会是一个后来不堪回首的时期;而在一个普遍焦虑的时代之后,却也可能是一个进展最快的时期。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只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是否能有足够伟大的活力,以致不仅深切地感受到这种缺失,还在精神上开始蓬勃地奋起?(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
缓解社会焦虑政府义不容辞
记者 陈建利 实习生 魏洪磊
南都周刊:为何目前中国会出现普遍性的焦虑?
吴忠民:首先,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是社会焦虑出现的重要原因。中国社会正处在激烈的转型时期。人们对于社会的未来前景一时很难把握,难以形成稳定预期,也就难免出现焦虑的心理状态。
其次是经济利益和社会位置的重新洗牌,社会的规则体系也处在一个重建的过程。旧的规则已经不管用,而新的却尚未建立。
南都周刊:这种普遍的焦虑会对社会产生哪些影响?
吴忠民:一个社会弥漫着焦虑气息,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第一,增大社会成员对社会的非认同感,造成社会成员之间的紧张关系,降低社会的合作程度。
第二,助长人们的短期行为。社会焦虑使得人们缺乏一种应对社会的从容心态,缺乏从长计议的理性安排。他会轻视一个社会所应当具有的规则意识和规则体系,进而在行为取向方面更容易选择成本小、见效快的短期行为。
第三,容易引发某些有害的聚合行为。当社会焦虑增强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很容易接受某种暗示,产生某些非理性的冲动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很容易演化成一种聚合行为,引发群体性事件。
第四,加大了人对现有成就的不满足感,并且夸大了自己面对不利的挫折感。处在焦虑中的人,一旦遇到对自己不利的问题,容易把不满堆积,放大困难和挫折感,并迁怒于身边的事物。
南都周刊:社会焦虑的影响全部是负面的吗?
吴忠民:当然不是。人无压力轻飘飘,为了应对焦虑状态,改善自身的处境,人们可能被逼开发个人的潜能,激发个人的能量。这也有助于个人主体意识的寻找。当然,正面影响是次要的,远远比不上负面的影响。
南都周刊:政府需要做些什么来缓解社会焦虑? 
吴忠民:对于政府,首先要解决最基本的民生问题: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和公共卫生,这涉及到人最基本的生存,迫在眉睫。这些对于目前的中国不是能不能解决的问题,而是想不想解决的问题。目前中国用于民生的经费投入是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甚至比非洲的大多数国家还要低。
第二,政府要确立共享社会成果的基本理念,这和第一点有一定关系,但我要拿出来单独谈。如果一个人对社会做出贡献,社会能够给其应有的回报,他就会对社会产生责任感。近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明确提出了这一基本理念,并在政策制定和二次分配上向弱势群体倾斜。但一些地区,一些地方政府,这种理念还远没在行动中贯彻到位,只重视地方GDP的增长、盯着的是职位升迁,没想到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为了增进人的幸福、社会的和谐。
另一个缓解社会焦虑的手段是建立明确的规则体系,鼓励各级政府、不同群体和个人树立规则意识。目前的中国社会不是没有规则,而是规则过多了,政出多门,相互冲突,各自制定各自的规则,导致整个规则系统的混乱。另外,规则意识的缺乏也很可怕。一方面,这和规则的执行者本身有关;另一方面,中国人多信奉的是一种庸俗的实用主义,哪个规则能带来好处,就支持;反之、则抛弃、躲避,甚至肆意践踏规则。
来源:南都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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