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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老人—江诗信应邀到学校作报告
13年捐资助学路
武汉市洪山区严西湖渔场离休干部 江诗信
1992年3月，我在鄂西北山区采风时，有一天，两个年约8岁正在山坡上放猪的女孩撞进了我的镜头。我问她为啥不去上学?她告诉我，“爸爸病死了，妈妈改嫁了。家里只有我和哥哥，哥哥10岁，在帮人放牛……”这时，村里小学放学了，小女孩赶着猪跟在一群学生娃后面，眼睛里充满了羡慕和辛酸的眼泪。我的心为之一震，拍下了第一张苦孩子的照片。当天下午，我找到这个小女孩的家，掏出80元钱，让这对苦命的兄妹走进了学堂。 
不久，我在鄂东南老革命根据地采风时，又看到这样一幕：一个小姑娘在家门口一边煎药，一边看书，左手一不小心伸进了药罐，一下子烫伤了手，我急忙上前帮小姑娘处理烫伤。交谈中，我得知：小姑娘的爸爸也去世了，妈妈患病常年卧床不起，年幼的她失学在家，扛起了家庭沉重的负担。听到这里，我连忙从不多的路费中挤出100元钱，送给了这个不幸的孩子，让她能够继续读书。
从此，寻找和帮助失学儿童重返校园，成为我晚年的人生选择。我每年有9个月在鄂、豫、陕三个省15个县市、600多个村庄中奔走，寻访失学儿童。
13年来，我和家人先后省下7万多元帮扶了230多个山区苦孩子。
13年来，我先后四次病倒在助学的路上，与死神擦肩而过。
捐资助学13年，许许多多的感动支撑着我。其一，孩子们的辛酸和纯朴使我感动。我访到的每一个贫困孩子，他们背后都有一个辛酸的故事，但是他们都渴望读书。有的孩子来信说，“没有您，我们可能永远也走不出大山。”有的孩子来信说，“我只有努力学习，才能对得起您和那些关心我的人。”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读着孩子们给我的来信，捧着他们给我寄来的成绩单和奖状，我就感到特别的高兴，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其二，家人的支持和理解使我感动。随着捐助孩子的增多，家里慢慢入不敷出，一向节俭的老伴开始对我有了怨言。有一次我到红安，把老伴也带去了。老伴看到山区孩子的状况，也深受震撼，当即掏出50元钱给了失学孩子。从那以后，老伴也加入到我捐资助学的行列。为了让我安心助学和节省开支，老伴时常从娘家背来米、油，补贴家用；在渔场附近，老伴开垦了几块荒地种菜，十多年没有到菜场买过蔬菜。老伴自己也资助了一名叫胡彩霞的贫困学生，直到这个孩子参加工作为止。儿子江斌工作不久，就把节假日加班的工资攒下来，资助了5名贫困儿童；姑娘江丽为了让我早日完成帮扶100个孩子读书的心愿，她放弃了上重点高中考大学的机会。
说起来真是惭愧，这13年来，我几乎没有为家里做过一件事、操过一点心，没有为家里添置过一样东西，没有为老伴或儿女买过一件衣物。家人多年来对我的支持和理解，一直令我欣慰，使我感动!其三，社会各界的关注和加入使我感动。13年中，全国各地184个单位、2000多人通过我对山区孩子实行了资助。他们中，年龄最大的90多岁，最小的只有7岁。他们跟我一样，奉献爱心，不求回报。汉阳有一个退休女工，每月只有300多元的收入，看过“苦孩子”展览后，满含热泪地资助了5名失学儿童。退休教师李琴一家5口人，救助了6名贫童。很多大学生，看了影展后，挤出自己的生活费，纷纷与山区孩子“结对”。华中科技大学、武科大等高校还成立了“江诗信爱心接力小组”，爱心接力一届一届往下传。
我和社会各界捐助的2164名失学儿童中，已有39人在大学深造，还有300多人初中或职校读完后，参加工作或出外打工。他们正在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的一言一行也影响着贫困孩子的成长。有一个叫顾彦伟的学生，是我首批捐助的苦孩子，现在他在一家私营企业打工，月薪1500元左右。这几年来，无论收入多少，他都坚持资助一名贫困学生。还有一名叫熊玲俐的学生，先后三次面临失学，我帮她度过了难关，直到把她送进大学。在大学，她第一个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她说，一位素昧平生的共产党人，为了山区贫苦孩子的学习，寒暑不断，为我们送钱送物。他让我们从小沐浴着党的恩情，我也要像他一样争取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成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3年捐资助学之路并不平坦，但我却甘心忍受，无怨无悔。因为这是一个老同志和共产党员对社会和人民应尽的一份责任和义务。今后，我将继续将这项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业做下去。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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