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利民 | 2007年02月08日
一、序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发表了题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标志着新生活运动的揭橥。此后，一场声势浩大的新生活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1949年国民党退出大陆，新生活运动无疾而终。
"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简单的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军事化"，就是要以孔孟的"四维"（礼义廉耻）、"八一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道德标准，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这就是蒋介石开展新生活运动的初衷。23日，蒋介石在南昌再次讲演，对"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内容和方法作了详尽说明，主张以中国固有的道德"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以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改造社会、复兴国家"。
二、源起
实际上，早在蒋介石发动新生活运动之前，一些地方军阀已经开始了恢复传统道德的实践，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进行了试点。
广东军阀陈济棠在广东的复古运动颇具特色。对于以儒家为代表的传统道德，他明确表态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祖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民国十五年到莫斯科去研究，我是预备回来做红军总司令的。但我后来觉得共产主义是错的，所以我决心反共了。"他在广东的两大政策，一是生产建设，一是做人。在生产建设方面，可以尽量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甚至于不妨用外国工程师；至于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就必须到中国古文化里去寻找。这就是他主张尊孔读经的理由。为此，他成立了专门的文化的机构"明德社"来负责这项工作。明德社公开声称以"实践道德，改造人心，阐扬国粹，奖励学术"为宗旨，明德社的各种活动都是围绕道德说教为根本目的所展开的。他为自己的未来描绘了一幅美好的蓝图"到那时，国家自然脱离了危难，走上民族复兴的坦途"。正如当时岭南大学教授陈序经后来所指出的那样："中央政府又跟着广东当局而实行祀礼，复古空气，因而漫延全国"。
1932年秋蒋介石视察湖南时，与何键就传统道德问题有过很深入的探讨。何键也很坦诚地谈出他尊崇孔孟之道的哲学理论和主张尊孔读经的道理。他认为："学生必须研究孔子经义......正其思想"，要使当代青年，特别是中学生，从思想上树立大学、中庸、五伦八德的观念。在谈到太平天国的历史经验时，他认为洪秀全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利用洋教邪说来反对中国几千年来所尊重的孔孟学说，违反了中国的传统习惯，所以被曾、左、彭、胡等知识分子所打败。为维护礼教，提倡五伦八德，尊师重道，何键身体力行，著写了《八德衍义》、《靖国本治大纲》、《孙子评注》等书。对于湖南的行政干部，印发有服务守则、军人守则，每周纪念当日，都必须讲解背诵。何键的一些想法和经验，引起了蒋介石的高度重视。
在内忧外困的窘迫时刻，蒋介石为什么要不遗余力地发起这一场全民运动呢？我们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发起这样一场旨在规范国民道德，提升国民精神，提高国民素质的新生活运动，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历史参照和现实需要，远非急功近利的应景之举。
邓演达在《南京统治的意识形态》中指出："蒋氏的遗传意识是孔子的，是儒家正统派的"，尽管后来接受洗礼，皈依了基督教，"但是他的灵魂始终是孔教的"。他在1937年8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唯信仰可以移山也"。纵观蒋氏的一生，对他作出这样的评价应是恰如其分的。中国是一个宗教资源严重缺失的国度，长期以来，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儒家文化一直是维系社会运行的有效工具。但在"五四"及新文化运动摧枯拉朽的浪潮中，传统文化被扫荡殆尽。欲拯救吾国之文化，振奋国民之思想，必先从恢复传统开始。早在1928年4月，蒋介石本人曾亲赴山东曲阜朝圣，希望能从儒家的思想中汲取强国的思想力量和道德支撑。1929年4月26日，南京政府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明确规定应将儒家倡导的"忠革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作为普通教育的主要培养目标。1931年南京政府行政院又明令各学校制造匾额，一律蓝底白字，上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字，悬挂于礼堂或公共场所，使师生对此训民要则"怵目警心，时刻勿忘"。1932年起，蒋介石更是不遗余力地四处宣讲所谓的"民族美德"和"革命哲学"，从"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到"智仁勇"，从"礼义廉耻"到"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几乎涵概了儒家思想的全部内容。1932年4月，蒋介石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革命》中，即已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他又发表《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说明"礼义廉耻"的重要，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他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
1930年代的中国，还是相当的落后，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消极和没落的东西。官员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争权夺利，欺压百姓的现象触目惊心；公共道德和社会责任心缺乏，行为混乱秩序，精神委靡已经司空见惯；吸毒泛滥，赌博盛行，嫖妓成风，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长此以往，民何以安，国何以立？不荡涤腐朽的残余，朝气蓬勃的新气象何以春风浩荡。 
面对日本的入侵，蒋介石在1931年7月公然声称："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消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此即为"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同年ll月30日，他顾维钧任外长宣誓会上代表南京政府再次重申："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蒋介石坚持认为，当时中国尚不具备抵御外侮的精神条件，因为中国人已丧失了"礼、义、廉、耻"为核心的传统美德，"德行不修，则退"。其实，这里的"安内"，除了提高国民素质方面外，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消灭共产党，分化地方军阀势力，因为在他看来"赤匪之扰乱，诚为中国民族之根本大患。"
资料图：蒋介石、宋美龄在南昌街头巡视新生活运动
鉴于中国的国力，在当时的条件下，欲抗衡倭寇，实不济也。忍一时之屈辱，图东山之再起，乃上策。于是，为了"执行民族生存自卫权，虽出于任何重大之牺牲，亦所不恤。"的策略呼之欲出。这段日记，将蒋氏的心迹表露无遗："于此停战蒙耻之时，使吾人卧薪尝胆，而不自馁自逸，则将于建设计划，确定步骤，切实推行，以期十年之内，可渝雪此耻乎？"，"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1932年3月，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今后宣传工作应"以唤起民族意识，复兴民族精神，御侮自卫，其赴国难为主旨"。他在之后的1937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忧患生忍耐，忍耐生智慧。"，由此看来，忍让而后奋起，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
1933年7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御侮抗日，绝非以武力可以与之竞胜，亦非以外力可以牵制，此时唯有在内政、社会、教育制度中，即在国民军事教育与团练保甲之中，积极努力，行之五年，由小而大，则或有万一之效也。"在《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中，他更是将这一主张发挥到极至："我可以相信，如果有60万以上的军队，能够绝对服从我的命令，指挥统一，我一定有高明的策略可以打败这个小小的倭寇。"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国在一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铁的纪律和作风，给蒋介石以极大的启发，据说他曾亲派蒋经国到德国学习。他一再强调严明的纪律，统一的步调是军队战斗力的保障，是情理之中的。而纪律的养成，仰仗于国民素质的提高。在后来的新生活运动中，到处都可以看到"统一的纪律"的身影。
振民风，安社稷，定江山，御外侮，是蒋介石竭力推行新生活运动的直接导因。关于新生活运动是如何被提上议事日程并付诸实施的，有多种说法。一说，1933年盛夏，宋美龄在庐山牯岭避暑时，与一批美国传教士讨论中国情势。传教士说，南京政府如欲获得外国政府的支持和贷款，则蒋介石政府必须在国内实施社会福利计划，使外国政府和旅华外人对蒋政权有好印象。传教士又说，美国罗斯福总统正推行"新政"，蒋介石何妨也实施改造中国社会福利方面的"新政"。聪明的宋美龄马上领悟到传教士所说的重点，立即向蒋报告，蒋迅速同意其观点。宋即和传教士研究拟了中国‘新政'的细节，她为这项计划取名为"新生活运动"。另一种说法是复兴社提出来的，复兴社认为要对抗共产党，光靠喊"攘外安内"和拥护领袖还不够，应该从整个民族文化前途着眼，开展一场大的文化运动。当时复兴社的干将邓文仪在南昌行营蒋介石的身边，由他向蒋介石提出建议，蒋介石以此作为参考，发起了新生活运动。第三种说法是杨永泰向蒋介石献计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他认为春秋管子治齐有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之说，国军之所以围剿红军失败，不仅因为红军英勇善战，而且还由于吏治不佳及"人心风俗之颓败"，所以剿匪要攻心为上，要"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据资料分析，这三个人都在新生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这么说，蒋介石是新生活运动的倡导者，而他们都是新生活运动的重要组织和参与者。尤其是宋美龄更是将新生活运动作为自己的事业去躬行和推动，为新生活运动注入了许多新元素和现代色彩，充实和丰富了新生活运动的内容。 （续下页）
[评述仅代表个人观点，转载只供学术参考]
(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21CN新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