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中国历史发展大转折的一年。随着时间的流逝，特别是许多身历其境的见证者的日渐离去，在已经踏入新的世纪的今天，半个多世纪前的历史风云渐渐为人们所淡忘。傅国涌先生所著的《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通过对风起云涌之际一些亲历者所留下来的日记、私人书信的精心梳理，向人们再现了历史大变革过程中知识分子的思虑和抉择，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貌，让人们在细节和真相中体察大变动时代的脉搏。半个多世纪前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在新世纪却成为我们民族的一份公共记忆。

    日记是私密性最强、真实性高的文本。正因其私密性强，作者不必在其中说假话，故其真实可信（1949年的知识分子还不需在自己的私人日记中写下假话以应付“检查”）。通过这些日记的描述，我们很真切地感受到在历史大动荡、大变革到来之际，知识分子的无力、无助和无奈。

    由于各自的经历、处境和思想的不同，在巨大的历史变局中，知识分子们作出了不同的抉择，不过大多数还是选择了留下，少数人选择离开（胡适赴美，包天笑、陈光甫滞留香港），由此而有了各自不同的遭遇。历史留给他们选择的余地其实并不大。1949年之际，被誉为“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的陈光甫对旧政权深为不满，他居留香港，却无时不在关注着时局的变化，筹划着个人和家庭的进退出路，他思考得最多的是个人的自由、经济的发展、民生的富裕、社会的安定。作家沈从文“压根不相信战争能解决问题，反对任何战争、暴力，但他从来没有想过去台湾，或流亡异国。他的生命和他的绝世的文字一样只能属于中国”，不过对于自己选择留下，对自己将来可能的处境，他是有某种预感的，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时代突变，人民均在风雨中失去自主性，社会全部及个人理想，似乎均得在变动下重新安排。过程中恐不免有广大牺牲，四十岁以上中年知识分子，于这个过程中或更易毁去。这是必然的。”

    中国知识分子是爱国的，是热爱人民和热爱自己所固有的中华文化的。在面临巨大的历史变革的时刻，他们忧国忧民的情怀、内心的独特感受，都在自己的日记中表露无遗。

    作为前清翰林、“三朝元老”的出版家张元济，1949年时已是年逾八旬（83岁），他时刻萦绕心头的是国富民强，时刻关注着民生疾苦，为此而恳切进言。在巨变到来之际，世象纷繁，金融混乱，物价飞涨，民生维艰，知识分子们在“几乎无一日不为柴米油盐操心”的情况下，仍然时刻关注着平民百姓生活的艰辛，这在学者夏承焘、作家包天笑、科学家、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等人的日记中都有细致入微的记录。生活的繁难、动荡的时局之下，包天笑并没有停止读书，“他也放不下用了一辈子的笔杆”；著名学者、思想家胡适仍然耿耿于心的是如何将自由嫁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千年老树上，如何让真正的自由在中国扎根生长乃至开花结果；学者、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在个人生活没有安定下来，整天要为柴米油盐发愁，却仍然坚持在自己的职业岗位上，不断探讨、寻求更好的教学方法，研究教育改革方式，尽力培养人才。这一切，无不展示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优秀品质。

    一个很让人欣慰的现象是，书中所选录的14位知识分子中，除了清华大学教授浦江清于1957年去世，年仅54岁外，其余诸人都堪称长寿，为冠者是最后选择住在香港的作家包天笑，享寿98岁，陈光甫、梁漱溟、夏衍三人都活到96岁，张元济活到93岁，其余各人则在八十多岁（6人）或七十多岁（2人）。这或许是命运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们的一个嘉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