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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角：“执行难”不是“难执行”
王琳
广东省高级法院日前向全省法院下发了《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公开的若干规定（试行）》，着重规范了重大执行事项审查应当听证的六种情况。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可以通过三种渠道获知涵盖执行全过程的17种信息。对那些拒不执行的当事人，法院将根据案件需要采取新闻媒体曝光、发布限制高消费令、悬赏执行等措施向社会公众公开，让社会公众进行监督。
“没有公开则没有公正”、“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随着司法改革的推进，这些法谚已为我们耳熟能详，司法公开的重要意义也普遍为公众所接受。《规定》的出台和践行无疑对保障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增强法院执行工作的公信力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以公开促公正”不仅是司法机关自身追求的重要目标，也是社会和百姓的殷切期盼。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并非每一桩个案总能达成这样的理想化状态。近年来，“执行难”一直是困扰司法机关的一大难题。
自1987年的全国法院工作会议上，“执行难”首次被提出以来，于“执行难”的破解上，不乏积极的探索，这其中的高潮莫过于1999年最高法院于全国范围内刮起的“执行风暴”，该年度也被罕有确定为“执行年”，于声势空前的“执行大会战”之后，民事司法中的“执行难”更俨然有“顽症”之象。就广东省法院系统而言，近年来在对付“执行难”上也似乎新规频频，“亮点”不断。早在7年前，就有本地法院对故意拒不履行债务的被执行人，实行媒体曝光、责令申报财产、限制高消费等执行新举措；尔后，对有地方和部门保护等因素干扰的“老大难”案件，指定执行、提级执行和交叉执行也被陆续推出。从2003年1月1日起，广东省高级法院又实行了上网公告“执行老赖”的“新举措”。
如此严厉的执行措施，如此大的执行力度，应该说，“执行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然而于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法律白条”仍不时出现，“执行”似乎仍然很“难”。是这些案件真的难以执行吗？还是既有的改革举措无法深入到这些纷繁复杂的个案之中？
需稍加解释的是，通常所谓“执行难”，实指“民事裁判文书执行难”。而民事执行之所以难，其根子也许并不在“难执行”。实践中的“执行财产难寻、被执行人难找、执行协助人难求、应执行财产难动，执行员更难缠”，从体制外的视角观察，纵这难那难，都无外乎执行体制之果，而非“执行难”之因。一个摆在眼前的事实便是，为什么刑事司法就没有“执行难”，于刑事审判之后，被告人被判无罪的立即释放，被判入监的转送劳改，鲜有听说“执行难”之抱怨。而于行政执法中强制执行而言，诸如强制拆迁，强制征缴，强制罚款等，即便再硬的“钉子户”，也能被连根拔出。一些地方政府在此等强制执行中手段谙熟，毫不含糊，再“难”的执行也能迎难而上，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为何到了司法机关手中，困难缘何却不能克服，而进而导致执行成“难”？
民事强制执行的体制障碍在于，执行权在本质上属于行政权，而司法权的核心在乎中立的裁判。司法权以消极为美德，对于当事人的纷争依“不告不理”的原则不主动介入，对于已作出的裁判亦多交由行政机关执行，法院也不应多加干涉。刑事裁判的绝大部分执行工作便都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或公安机关承担。于刑事司法上已经得到较好践行的“审执分立”缘何在民事司法上就难以获得认同，这恐怕很大程度上受阻于法院系统的认识，因此，体制的变革值得期待。当然，要根本解决“执行难”，“阳光执行”当然必不可少。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法学院） 来源：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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