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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传媒：内地没办法像香港这样每天有激动
《新周刊》：在香港做传媒，竞争激烈，会不会有别样的心情？
杨锦麟：有一种不由自主的亢奋，每天都有激动，每天都有挫败，我喜欢。搞研究，搞文字工作，最需要的是资讯，香港资讯发达，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很多同行可能只是谋生计，混口饭吃，但绝大多数人都混得很敬业，这是一种职业道德，没有必要升华到什么光荣使命感。这是一种本分，而本分的权威解释，就是指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新周刊》：在读报中，你对香港报纸有没有偏爱？你对东南亚哪些报纸比较重视？
杨锦麟：没有偏爱，但有取舍。比如说，有时我会兼顾一下《文汇报》、《大公报》、《香港商报》，它们能够满足海外正确了解中国政经的需求。而《信报》的评论我会比较重视。《联合早报》和《南洋商报》在东南亚华文报纸中影响较大，这两份报纸会给我送大样，我太喜欢这样子了。第一时间把他们的版面送过来，可以同步地介绍，当然他们不会干预我读哪一篇。
《新周刊》：如何看内地传媒这几年的发展？
杨锦麟：内地媒体这几年进步很快。第一，党报开始逐步脱离《真理报》的模式；第二，党报派生的都市报活得很好；第三，娱乐、体育新闻做得很精彩。当然也有一些我们很难接受的现象，像收红包，这种现象在香港是不可能的。香港的廉政公署有明文规定，收取红包是犯法的行为。
《新周刊》：你对内地传媒工作者印象如何？
杨锦麟：很优秀，但是可能有时也很痛苦，海外传媒的评论说，内地的传媒工作者“不怕当烈士，就怕丢饭碗”。内地一些文章写得很暧昧隐讳，没有办法像香港这样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天马行空洋洋万言，想说的几句话就藏在那里，有时候还真的很难找。
论责任：论政是“拔火罐”
《新周刊》：现在你是不是也在《有报天天读》的节目中抒发和表达自己的理念？
杨锦麟：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如履薄冰读报，堂堂正正做人”。“如履薄冰”可以理解是公司的基本要求，“堂堂正正”则是个人的行为准则。我要强调的是，个性的张扬需要有个度，掌握这个度是不容易的，当然有时看到一些令人气愤的社会现象，肯定会按捺不住表达自己的感情。有人说新闻记者要客观、冷静，但我想这个读报的节目也要有个性，没有个性，或者形同阉割，大太监一个，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两岸三地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不同，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观众比你聪明多了，你点到即止，大家就明白是什么回事，有条件就多讲，没条件就少讲。“站着说话，跪着造反”，实在不行咱就跪着，跪着说话还不行吗？电视的新闻评论节目，宗旨就是“言责”，言责只是对某种社会现象的粗浅看法和建议，论政跟参政是不一样的，论政可以自由大胆地发挥，但是参政就很不一样了。
《新周刊》：论政的意义何在？
杨锦麟：论政是“拔火罐”，“拔火罐”是不能根治疾病的，但至少可以缓解病痛。读报也好，写文章也好，就是告诉人家：“你哪里病了，哪里有伤痛，要注意。”“拔火罐”其实只会出现一些局部性的瘀血，总不会害死人吧。如果连“拔火罐”都不行，那还有什么希望呢？ 
《新周刊》：从另一个角度讲，当政者要有容忍论政的雅量。
杨锦麟：一个与时俱进的领导人，就要有基本的民主雅量，雅量很重要，宽容也很重要。雅量是需要培养的。无数事实证明，一个开放的社会，治理国家的领导者越有自信心，越有雅量，其实反而对社会的进步发展可以起到一种稳定的作用，因为更多的人知道正确的信息，反而不觉得好奇，不觉得惊恐。一定要相信老百姓，我们的人民是非常聪明的，不论怎样，人民还是希望中国强大。更多地相信民众，是改革开放的中国所需要的。
《新周刊》：那么，传媒在这个进程中应该有何担当呢？
杨锦麟：《纽约时报》有一句话：“一份报纸是社会良心的表现。”一个媒体、一个新闻工作者所从事的工作，除了本分之外，也是职业道德的展现——求真。中国的老百姓对资讯的渴求，是任何一个国家没法比拟的。
现在中国也开始尝试文化、新闻体制的改革，这些都是逐步走向开放的表现。要到有一天，《有报天天读》没人看了，我相信就是中国真正和世界接轨了。我希望这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因为每天一大早起床到处找报纸读，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稿源：《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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