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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缘由，现在还无法完全解释清楚。但从《李德生回忆录》所披露的材料可以得知，是“四人帮”诬陷所致。江青诬蔑李德生是“大军阀”。她伙同王洪文等说李德生“推行林彪路线”，“上林彪贼船”。1980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为李德生彻底平反的决定中有一段话说得分明：“1974年9月间各大军区负责同志在会议上，‘四人帮’强迫德生同志承认‘推行林彪路线’、‘上林彪贼船’是不合乎事实的，应予以推倒。”尽管李德生1980年得到平反，还以清白，但在当时，问题的严重性是怎么样设想都不过分的。
不幸中之大幸是毛泽东并没有做出过度的反应。
他在1973年12月21日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同志时，首先对自己这些年“听一面之辞”错整了人，做自我批评。毛泽东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要翻案。又说，杨、余、傅也要翻案，都是林彪搞的。这一番话，说得很恳切，确实是接受教训以后的肺腑之言。而且，显然还有弦外之音：这一次不会再听一面之辞。
毛泽东采取的措施是：对调。只调司令，不动政委，不再兼任地方职务；同时，“不开除你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军区司令员，照样做官，照样革命”。实际上对怀疑与林彪集团有某种牵连的司令员采取背靠背弄清事实的办法。应该说，其反应警惕而又适度。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后，好几个大军区通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等方式，揭发有关同林彪集团斗争中的人和事，主要对象是几位军区领导干部。到5月，在王洪文主持下，由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具体负责，在钓鱼台成立两个小组，从大军区会议简报、大字报汇编、各种揭发材料、林彪死党的笔记本和交代材料、九届二中全会记录及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等，分头整理选编材料。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从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的“九?一三”外逃摔死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到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以及苏州等地活动的情况。材料涉及十大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和上述几个大军区的领导干部。到7月，王洪文把这些所谓军队领导干部与林彪关系的材料报送给毛泽东，并发给政治局委员。7月间，江青对人说这些人问题严重，唆使他们向毛泽东报告。8月中旬，王洪文主持召开军队高干会，各大军区司令、政委出席。王洪文不向到会成员传达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对几位同志的自我批评不置可否，把会议的气氛搞得十分紧张。
邓小平等9月4日乘陪同多哥共和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将军一行会见毛泽东的机会，在会见后报告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的情况。毛泽东作了重要指示。他还说，都是一些老问题了，在会上讲也可以，写出来印发也可以，不写也可以。不要那么挖苦，不要强迫人家做检讨，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传达范围也不要太大，检讨不要发下去。毛泽东这样说过以后，王洪文不能再向大军区司令、政委封锁毛泽东指示了，不得不把毛泽东8月间几次谈话中所作指示向大家传达。
关于会议的开法，毛泽东指示：我看找他们来。不要一个一个，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来，一道谈一下。听说会议气氛紧张，他特别交代，每个同志发言时不要插话，发言后都要鼓掌欢迎。 
关于问题的性质和程度，毛泽东说，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又说，各地大字报揭露的都是老账。这些人有错误，揭一揭也好。
毛泽东回顾同林彪集团斗争的经过，肯定打招呼的作用。毛泽东说，你说在广州做准备，为什么后来林彪又不敢去了呢？往北跑了呢？就是因为我打了招呼，他们听了我的话，开了四千人的干部大会把我的话透出去了，是顾同舟把消息报告了，林彪就往北跑了。毛泽东就此重申一条政策界线：还是我周游历国的时候说了的，以那个时候为界。也就是说，在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谈话，向党内军内打招呼，是一条界线。
关于对人的方针，毛泽东重申，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使到会同志得到解放。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于9月8日对李德生的信作了批示：“已阅，改了就好。”说明李德生的嫌疑从根本上已经被排除了。
最为重要的一条，是毛泽东对今后全党全军全国总方针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条“八月指示”，使得政治寒暑表高处的水银柱一下降了下来。军队高干会上的将军们如沐春风，会议也很快散场。
(摘自《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中国青年出版社)
·文革前后报纸的封面上的毛泽东(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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