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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花江畔的文化抗战
“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八月的乡村》）
“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生死场》）
这是20世纪30年代鲁迅盛赞萧军和萧红作品的言语，而二萧和舒群、白朗等在哈埠沦陷前期，通过创办报纸副刊，占领文化阵地，进行抗战，流亡关内后被称为东北作家群。此后，文化战线遭遇日伪当局的疯狂围剿，在他们离开哈尔滨后，哈尔滨的文化战线却也没有因之而变为一片白色，在恐怖的白色下，哈尔滨的文化战线仍然露出了一丝红色。《大北风》、《南北极》、《北地人语》等副刊由左翼作家、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骨干关沫南、陈隄等主办，因刊发诸多暴露黑暗现实、鼓动抗争的小说，被纳入特务鹰犬的侦查视线，1941年，制造了震惊东三省的“一二·三一”左翼文学事件，“大北风”作家群大多被捕入狱。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哈尔滨是一座血荐轩辕的英雄城市。日伪统治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配合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文化战线上的呐喊与搏杀尤为悲壮、酷烈。
沦陷之初，道里新城大街东南角牵牛花盛开的俄式木结构独门独院内，聚集了一批以左翼作家为主的文化名人，吟诗作画，忧国忧民。房主人即画家冯咏秋。中共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常来此处活动，引领抗日宣传。共产党人金剑啸创办“星星剧团”，排练进步短剧。萧军、萧红、舒群、白朗、罗烽等都是骨干团员。
1934年，杨光华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哈，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他亲手写了一首通俗易唱的《抗日先锋》歌：“冲冲冲！我们是抗日的先锋，不怕你压迫千百重，我们要万众一心……要高高举起抗日的旗帜，我们是抗日的先锋。”1935年，中共地下党员姜椿芳、金剑啸等在道里西四道街2号成立了革命团体口琴社。口琴队成员30余人，队长即共青团员侯小古，他不仅是位口琴演奏家，还是位愤怒的诗人。队员中如任震英、陈娟、金人等都是著名的诗人、翻译家。第一次口琴演奏会便推出《沈阳月》，公然抨击了“九一八”事变，引起轰动。1936年10月，第二次口琴音乐会又加上聂耳的《大路歌》、《开路先锋》等。于是日本宪兵队便下了毒手，逮捕了12名队员，队长侯小古为国捐躯。
“真如荒漠中涌出的一股甘泉”
左翼文人通过创办报纸副刊，占领文化阵地进行抗战，是一条宝贵的经验、光荣的传统。哈埠沦陷前期，罗烽、金剑啸在《大同报》上创办副刊《夜哨》，萧军、萧红、舒群、白朗、梁山丁等发表了大量进步文艺作品。这批抗日倾向十分鲜明的作家，在日寇越来越严厉的文化专制高压下，已无法在东北战斗了，便陆续流亡到关内各地继续斗争。
1937年，作为旧东北军的一个连长参加过哈尔滨保卫战的关力耕在哈尔滨松花江边警察街（今友谊路）西侧，开了一个卖食品烟酒的杂货铺，其长子关沫南时常帮助父亲办理一些事情。
当时的小杂货铺成为关沫南与爱国青年频繁交往的去处。当时哈尔滨的青年作家艾循、陈隄，流浪关内的王光狄（司马桑敦）等，常同关沫南聚在一起谈论对时局的义愤，忧虑民族的危亡。关沫南在一个书摊上，结识了卖书人王忠生。他经常在松花江边同早期东北作家三郎（萧军）一起练武，并接受了他的思想影响。关沫南在王忠生藏书的地窖里，惊奇地看到了不少革命进步书籍，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中外著作。他如获至宝地借到手里，不分昼夜地阅读起来。
由于中共满洲省委迁到哈尔滨，这里就成为当时东北地下党的活动中心。曾经参加过南昌暴动的女共产党员关毓华（陈紫），公开身份是哈尔滨交通公司的车长，也经常到王忠生的书摊看书。关沫南同她相识以后，不断得到她的谆谆教诲，关沫南的政治思想很快成熟起来。在关毓华的倡导下，他们成立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关毓华在南岗花园街5号和王忠生道里公园的住处，都是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在当时的哈尔滨《大北新报》上开辟《松水半月刊》、《大北风》专刊，关沫南同艾循、陈隄、王光狄等人一起，陆续在报上发表文章，用隐晦的语言抨击愚蠢的敌人，顽强地表露他们爱国救亡的思想。
因《大北风》刊发诸多暴露黑暗现实、鼓动抗争的小说，如《面子与人情》、《堕车》、《生之风景线》等，被纳入特务鹰犬的侦查视线，但是冰城人则都是大快朵颐，赞道：“真如荒漠中涌出的一股甘泉。”
“一位斯文的抗日战士”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伪当局加紧了他们的血腥统治，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哈尔滨左翼文学事件，对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习小组实行大逮捕。
1941年12月，关沫南一次外出归来对父亲说，他发觉最近以来每晚都有人跟踪他，不知会有什么事情发生。父母听了以后，很为他担忧。12月31日深夜，日伪特务一阵敲打闯进关家，5名特务一拥而上，指名叫关沫南穿上衣服，之后又将黑面罩戴在他的头上，不容分说推上囚车把他抓走。剩下两名特务留在关家，企图把那些来访的青年一齐逮捕。幸亏关沫南的家人偷偷出门，把来访青年一一挡回，特务的阴谋才未得逞。
关沫南被捕以后，先是被关押在哈尔滨秘密监狱“松花塾”里。这是一所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是监狱的小黄楼，他在监狱放风时看见陈隄、艾循、王光狄等也被抓进来。关沫南的弟弟在其回忆录中写到：“大哥后来告诉我，他是听到附近传来的教堂钟声和电车站停车的声音里，判断这所监狱就在离我家不远紧靠中央大街的松花江边，是一所不可告人的日本秘密监狱。”以后关沫南和其余一些难友，又被送往伪首都警察厅留置场监狱关押。
就在关沫南被捕的第二天，1942年1月1日的《大北新报》又刊出他抨击日伪统治的文章《一九四二年梦语》：“在这说实话便要被视为傻瓜的年代，说老实话不如说几句梦话倒还轻松无碍”，“譬如他吃的虽然是饲鸡一样的谷子和高粱，而脸上却明明在做着笑颜，这就是说他并没有痛苦，你很可以为他的胃口和健壮安心。”他所有的作品都被日本特务机关搜集起来加以研究，作为惩办中国“政治思想犯”的罪证。日本作家森村诚一在他揭露日本七三一部队的长篇著作《恶魔的饱食》中，有一节题为“一位斯文的抗日战士”，专门描述关沫南在狱中的遭遇，并向世人揭示了日本“松花塾”在哈尔滨秘密关押和残害国际反战人士的残暴罪行。
1945年8月，被日本侵占14年的东北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蹲了三年监狱又被判四年监外监视的关沫南，终于从敌人的魔爪中逃脱出来。他在刚刚解放的长春，一面寻找地下党组织，一面创办《新群》杂志，怀着满腔热情投身到争取祖国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去。
时光流逝成往昔，最难磨灭是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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