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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天害理的日军军医
昭和18年（1943年）秋天，我在山西临汾陆军医院做药剂师。时任第1陆军医务部部长的石井四郎少将来我们这里视察。此人曾任关东军731部队司令。
视察之后，院长和院干部做东，为石井少将举行晚宴，席间放映一部关于731部队的纪录片。这部片子报道一系列用活人进行的试验，用于细菌战和严寒地带的冻伤治疗，画面惨不忍睹。石井少将骄傲地为我们作讲解。
当我回想起侵入中国以来我们对战俘和平民做出的残忍行为，只觉得日本兵已经变成一群嗜血狂。日本人即使在后方医院里，也常把有间谍嫌疑的中国病人当外科手术的试验品，给那些初来乍到年轻医生练手！日本人自负是世界第一的民族，但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事情。
遗憾的是，在整个战争服役期间，从来没有人告诉过我有关国际红十字会协定的事。
君冢清 67岁 社团顾问 习志野市
目睹罪孽深重的一幕
1945年5月间，我正在“满洲国”热河省担任基督教传教士，被征派到山海关守备队。这里的设施原来是供应一个连队长期驻扎的，现在只驻一个守备中队一百几十个人，粮食、装备样样富裕。
一天，两个农家孩子被捉住，送到我们哨所。这本来不算什么事，但中队长想寻个事由显摆自己忠于职守。当时我当这个部队的翻译，立刻被叫去审问这两个少年。我发现他们两人不过是当地农家子弟——两兄弟，一个18岁，一个16岁，他们明显不是八路军特工。我通过曹长报告中队长，顶好是把他们放掉。
但长官就是想把他们当八路军探子来处置，不管他们是还是不是。这样一来，他和他的中队就能记上一功。我的建议给顶了回来。当晚，在哨所的房檐下放了一个临时扎起的笼子代替班房，把那两个孩子关在里头。但士兵站岗的时候打起了盹。到了下半夜，那两个少年破笼而出，逃掉了。卫兵们慌里慌张地追出去。年纪小的一个给抓了回来，哥哥隐没在黑沉沉的夜幕里。
第二天一大早，中队长怒气冲冲把全队人马召集到后院，命令立即当众处决这个孩子。在如火的阳光下，被剥掉了上衣的少年坐在一个深坑边上。突然，中队长对我说：“用中国话给他作临终祈祷吧！”我一直紧盯着这名长官，使劲忍住才没朝他大喊：“他不是八路，不过是一个不晓事的农家孩子，把他放了吧！”一个强劲的声音在我脑海里响着：“你不是一个传教士吗？你应该救这无辜的孩子。”
但如果我胆敢开口，失去理性的中队长和别的军官径直地就会把我当叛徒处置。我的脑子乱成一片，全身颤抖着，按中队长的命令，像梦游一样磕磕绊绊走向那孩子，跪了下来。
昨天我审问他的时候，曾经向他保证：“你们没罪。我会尽量让他们放了你们。”这时，那孩子正怔怔地望着我。我对他说些什么呢？我用中国话告诉他：“我没权，救不了你了。我是个胆小鬼，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向我的主祈祷。你要是信什么神，也向它祷告吧。”在这之前，他一直喊着“妈呀，妈呀”。这时，他闭上眼睛，安静了下来。
中队长命令连里年岁最小的一个兵用刺刀行刑：把那孩子一刀刺死。那个小兵端着枪站着，怎么也下不了手。“看老子的！”一名军曹说着，一刀刺进少年裸露的前胸。那孩子的脸立刻变得惨白，鲜血从胸腔喷涌而出。
直到今天，我依旧感到悲伤、感到罪孽深重。我忘不了那孩子鲜红的血。
二桥正夫 72岁 幼儿园院长 沼津市
后记
这批信在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经公布于世，立即引起争论。许多日本人怀着极度的不安致信《朝日新闻》：“你们为什么要把这些陈年恶迹翻腾出来？翻旧账没有一点好处。”“别让我们把忘了的又都想起来。”
《朝日新闻》新闻编辑部的一个编辑永泽道雄就这些抱怨作答。“无可讳言，”他在那两卷本的来信汇编的后记中写道，“真正的勇敢是直面过去的错误。说到底，就算我们能够忘记这些事，别人也不会忘记。在那些日子里，日本人怎么干的，都干了些什么，无论是好是坏，已经做出来了。这是加在我们肩头的重负。毫无畏惧地面对它，能使我们得到珍贵的教训——这教训将成为一只罗盘，一只肩负着指示日本未来的罗盘。”
（摘自2006年4月11日《中国国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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