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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尼尔贝尔著 吴万伟译
西方的教授很少会对到共产党国家讲授政治理论感兴趣。毕竟，无拘束的，不受干扰的自由讨论对我们这个行当至关重要。所以当我告诉西方朋友我放弃了在香港待遇良好，相对自由的教授岗位，到北京的清华大学教书，他们都觉得我简直疯了。我解释说这对我来说是个独一无二的机会：这是清华大学自解放以后第一次请外国人讲授人文科学，清华培养的都是中国的政治精英，我可能通过教这些精英而带来变化。学生们聪明，好奇，勤奋，和他们在一起非常愉快。我不否认在中国教政治理论是个挑战，虽然部分原因是政治限制，但是并不完全是政治。即便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了西方的自由民主社会，仍然有文化上的障碍需要克服。在本文中，我就来谈谈遇到的政治和文化挑战。
政治上的限制
忍受政治上的限制的意愿部分取决于个人的生活历史。对我来讲，我在90年代初曾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书。那里的系主任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的党员，很快他被人替换掉，新主任要看我的阅读书目，并告诉我应该多讲一点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正好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内容）少讲一点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很自然的，这让我想故意对着干。当我在谈论政治上敏感的内容比如马克思的思想时，课堂上就会来一些特别的人。当我引用本国的政治来说明观点的时候，学生就保持沉默。因此，我的合同期满没有续聘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相反，中国可是学术自由的天堂。在同事之间，任何事情都可以谈。（在新加坡，多数本地同事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非常谨慎）。学术刊物的自由度让人吃惊。刊物没有对领导人的个人攻击，或者公开呼吁多党制，但是具体的政策，比如限制国内人口流动的户口登记体制就受到严厉的批评。2004年国家电视台第一次现场直播了美国总统大选，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我怀疑围绕2000年总统大选的争议，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让美国式民主在中国人眼里打了折扣，政府不怎么担心这个模式了）更让人吃惊的是，人家并没有给我明确的指示在清华大学我应该讲什么。我提出的授课提纲获得批准。
审查的形式
去年春天，我开设了一门研究生的课“当代政治哲学中的问题”。这是个小范围的讨论课，学生们可以提出敏感的问题比如西藏来说明民族自决和多元文化主义等理论。我经历的政治上的限制来自课堂以外。一是自我审查。一个学生让我到清华的一个沙龙谈论民主的话题。我咨询了几个信得过的朋友，他们劝我离这种活动远点。后来我发现这个沙龙就是哲学系的研究生之间的讨论会，根本不是陷阱，我根本是过虑了。
我确实经历了来自外面的审查。我接受了一家中国报纸的采访，该报在知识分子圈子里非常受欢迎。采访是关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我对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的批评性评价发表了，但是我也指出中国古代思想家孟子惩罚性远征的理论在功能上和现代的人道主义干预类似。但是这个主张没有发表出来。中国政府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对主权的侵犯，报纸可能担心读者也许从这个辩论中读出隐含的意义来。让我惊讶的是，报纸的编辑打电话向我表示道歉，文章遭到党的干部审查，他自己在这件事上没有办法。不过他还提出愿意把采访的全文刊登在学术杂志上，那里没有这样的限制。在新加坡正相反，很难想象亲政府的《海峡时报》编辑会向文章观点被删掉的作者道歉。公开的羞辱可能是更常见的策略用来对付那些和党的路线不一致的人。
我曾经在中国一家主要的计算机公司的总部举行的非正式讨论会上提出关于孟子和正义战争的观点。中国学术界一个有趣的特点是有些著名的改革派知识分子获得同情心的资本家物质支持来组织正规的大学体制外的讨论会。这些讨论会相对来说言论自由，不受政治上的干预。但是有人建议我删掉文章中可能引发大陆和台湾关系隐含意义的部分。（我争辩说孟子会认为对台湾的武装干预是合理的，只有在台湾当局系统地剥夺了人们生存的权利时）我同意了，认为能够和中国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交换有关正义战争的看法的好处大于审查的代价。而且完整的，没有删节的全文将会发表在我即将出版的书中。中国政府好像很少关心英文材料，这让我有思想自由的足够空间。
去年秋天我开了两门课。我被邀请在北京大学合教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国的另外一所名牌大学，和清华相邻）。北京大学有积极参与政治的历史，人们可能认为政治上的限制肯定很严厉。
但是，我再一次能够讲授除了马克思思想以外的任何课程。有人告诉我这个领域仍然太敏感了，政府不愿意外国人提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其他解释。
课堂上的政治
第一次上课后，有个学生留下用流利的英语问我他是否可以旁听这门课。他自我介绍说他是中国共产党大学（通常说中央党校）的研究生。我半开玩笑的说我能否到那里作报告。他说外国人不行。我就说如果他对讲课内容感兴趣，欢迎他旁听我的课。他确实好像非常感兴趣，虽然我纳闷为什么他要告诉我他来自中央党校。第二次上课是关于边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主义，我发现自己留心他的面部表情当我提到边沁对于仁慈的专制主义的幻灭。〔他不能发现君主采用他的全视觉监控（Panopticon）建议〕和后来关于民主的讨论。下课后，我问大学的朋友共产党是否会派间谍到我的课堂上来。他笑了，说党校学生到北大旁听课程是非常普遍的事情，纯粹是学术上的兴趣，没有别的。他还告诉我不要疑神疑鬼，中国极权主义的时代早就过去了。
在清华大学，我教一门研究生的讨论课关于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现实主义范式认为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行动完全依赖自我利益没有别的动机，道德不是也不应该是用来判断美国国际行动的标准，这在中国好像非常流行。我认为有必要考虑留下对战争道德判断空间的理论，尤其是中国正在成为国际上一个有影响的国家。在第一节课后，来自党校的同一个学生留下来问他是否可以旁听这个课，我说可以。第二次讨论是关于人道主义干预。多数中国人很难相信任何形式的干预都可以建立在道德基础上进行评判。我问如果屠杀发生在自家的邻居，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父亲杀害自己的儿子，他们是否有权利采取行动。多数人同意应该干预。我就类比了在别的国家中的屠杀，如果发生在邻国，道德上有什么区别吗？多数人同意干预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即便不是邻国。然后我就举出卢旺达的屠杀事件，指出比尔克林顿说他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阻止这场大屠杀。到现在为止，学生也基本同意。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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