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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讨论科索沃。没有一个学生相信北约的干预是正当的。在干预前只有几千人死亡，这和卢旺达大屠杀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我试图解释背景，欧洲人已经关注塞族人推行种族清洗几年了，多数人认为他们准备好再做一次。但是我怀疑学生是否被说服了。接着来自党校的学生提出了主权问题。他说中国人认为人权不能高于主权。我回答说人权，至少人权的功能部分，不管我们叫它什么是构成主权的东西。只有在主权被用来（通常情况下）保护国家的同胞最根本人权的情况下，主权才有道德价值。如果国家侵犯或者不能保护这些权利，主权就失去了价值。我问那个学生假如我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导人是否能够杀害百万本国同胞，然后告诉你说不要干涉我的内政因为你侵犯了我的主权。他同意说我不能这么做。我接着问如果国家主权不能帮助国家的人民获得基本人权，主权的道德价值在哪里？他好像真的陷入困惑了。接着他大声对全班学生说你讲的东西和我们学的东西太不一样了。
这个学生注意到我对于合理干预的观点也被为美国领导的入侵伊拉克辩护的人的拥护和赞同。我一直在讨论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关于正义战争的理论，我注意到沃尔泽的理论在这个事件上排除这个干预，因为有除了战争以外的其他选择（比如联合国审查）只有在别的选择都严肃推行无效后才能运用战争。我提醒他正义战争的其他条件，我注意到在很多情况下其他措施如经济制裁来对付其他国家的不公正行为比较适合。
他接着问我1989年后西方对中国的经济制裁是否合理，我感到震惊。这是学生在教室里第一次提到这个敏感的话题。（和私人讨论不一样）我不能避而不谈，我也不能直接回答这个问题。我犹豫了一会儿终于想到了怎么回答：我们的讨论谈论的是使用暴力的道德合法性问题，没有人主张外国政府应该在6月4日之后进行军事干预，因为干预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的成本要大于可能的好处。同样的道理，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为了保护车臣会呼吁对俄罗斯进行军事干预。另外一个学生插话说六月四日事件中没有人因为民族或种族问题被杀，所以根本就不能和其他的人道主义干预相提并论。我本来想回应说外国干预的道德问题更加关注的是死亡的人数而不是死亡的原因，但是我忍住没有做声。讨论结束了，在出教室的时候，我感谢旁听的学生在课堂上的发言让讨论非常有趣。他回答说我们应该感谢你，我们希望更多的辩论，我们希望听到你更多的观点。第二天，我给全班学生发了电子邮件，其中包括下面一段话：
下个星期一，我们将讨论沃尔泽关于正义战争的条件的理论。为了讨论，我们将讨论下面这个假设性的问题。假如你是给国家领导人提供建议。在你的邻国一百万人（少数民族）面临被屠杀的严重威胁。你的国家有力量干预来保护少数民族，防止屠杀的发生。但是联合国不支持干涉别国。你怎么办？我们可以把辩论分成两部分，所有的学生在中途要改变立场，这样的话，你就能够看到问题的两个方面。请不要忘记，我们是在进行学术讨论，目标是学习和批评性的评价观点，不是为了为某个政治立场辩护。
在辩论中，学生们提出了阅读中没有涵盖的但很有意思的问题，也就是说，多数士兵都要维护国家利益，但是很难说明让他们拿生命到另外一个国家去冒险是合理的，如果这个干预不能在任何方面对本国带来利益的话。（换句话说，国家利益和人道主义利益结合起来让人道主义干预的主张更加有说服力，而不是让它的说服力减弱。）当然，我对来自党校的学生的表现非常好奇。他确实表现的很好，体现了双方的观点，包括对这个观点的辩护，人权的滥用合法化了对主权的侵犯。他还绕开了挑衅性的评论。
在后来的课堂上，我学会了让学生们放松，复习学过的东西，同时不用担心敏感的政治含义。我们讨论了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观点，包括基督教的，现实主义者的，孔子的，伊斯兰教的观点。主要由学生们发言，学生间辩论。党校的学生关于毛泽东的战争观点非常精彩。在辩论中，他的观点发人深省，有建设性。不愧是个才华出众的学生。在某种程度上，他有政治动机，或许他有意要学习一些理论以便将来为中国的未来改革服务。
让我总结一下政治上限制的挑战。对于写作的限制比较容易忍受，如果审查以公开的和表示歉意的方式，如果有别的方式在国内或者国外发表全文。对于教学的限制比较容易容忍如果你曾经遭受更严厉限制的经历，但是阻止学生把讨论引向敏感的领域并带来麻烦是个非常困难的事。对于政治讨论的限制还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恐慌，尤其对于政治正确的边界不清楚的初来乍到者。或许我应该更加积极一些。在一个限制性的政治环境中的经历确实带来心理上的利益。如果政治当局关心我的所作所为，我根本就不用担心我的工作的实际用途。人们普遍认为俄国的知识分子在苏联垮台之后感到有点士气低落，因为人们好像失去了对他们工作的兴趣。如果他们的理想实现了，他们就不会如此了。但是通常情况下理想和现实之间总有巨大的差距，即使革命以后，仍然有担心的地方，政治自由是否意味着批评性的知识分子开始感觉到自己可有可无。
在外语环境中教书
不光是政治问题。不管有没有政治限制，在异国他乡外籍教师需要适应的还有文化差异。我要把诸如术语的标准性等哲学问题放到一边，专门讨论个人问题。我得适应中文，以及不同的教学方法和与同事学生打交道的方法。这些挑战需要一些策略，虽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理论老师。
人家常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上课的时候用什么语言？我希望说上课是用中文，可实际上主要是英文。中文的比例不断增加随着我汉语口语水平的提高，我留出专门的时间进行中文讨论。我也接受汉语问题（通常用英文回答）因为我能听懂大部分内容。关键的问题是大部分。如果提问者有浓浓的方言，或者问题很长而且和教学内容关系不紧密，我就不能完全听懂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办呢？
有时候我请提问者重复这个问题，有时候重复一下还是听不懂。或者我作一些猜测，好像回答一个不相干的问题。在北京大学，我和一个用中文讲课的教授合作，我让他帮我翻译问题。当然，有可能漏掉一些有趣的细节，但是依赖翻译在讨论的时候非常麻烦。在外语环境下上课的挑战也影响我的教学计划。
在我的第一个学期，课程是比较政治哲学。我选择了一些话题比如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讨论了东西方思想家对于这些内容的观点。但是我讲的关于中国思想家的内容效果不好。我能看出来多数学生感到他们收获非常有限。有些学生背诵了某些经典，多数人对解释的历史非常熟悉，他们可能觉得西方的政治哲学家应该讲授西方思想。所以我改变了做法。在北京大学，我使用威尔·金里卡（Will Kymlicka）的《当代政治哲学》非常好的中文本作为教材。
为了添加一些必要的背景知识，在讨论金里卡的问题之前我讲解西方历史思想家，比如在关于功利主义一章之前我讲解了穆勒和边沁）。在讲解过程中我结合中国思想家的观点（比如比较墨子和功利主义）但是和前一学期相比，在清华大学关于正义战争的讨论课上，我没有花时间介绍著名中国思想家的思想，直接比较和批评性评价，假定多数学生对这些人的基本思想是熟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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