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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的地位
在中国当老师，尤其是在名牌大学当教授的一个好处是享受相对很高的社会地位。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的厌恶好像成了早被遗忘的陈年往事。清华大学这个从前的极端左派的堡垒如今在校园里有孔子塑像。国家通过比如给老师旅游优惠的政策等正式承认教师的社会贡献。
较高的社会地位转换成教书这个行业的理解，挑战了我从前的做事方式。在过去，我尽量不让自己的观点影响我讲课的内容（虽然一定程度的偏见还是存在的）。我总是尽可能的讲解不同思想家的观点，让学生辩论，自己做出判断。但是在中国，这样的做法让学生感到失望。他们一再地询问我自己的看法。学生们希望老师发表意见，并为自己的观点辩护。在传统的儒家学说里，教师应该为学生树立一个学习（或反对）的榜样。比如穆勒的功利主义，有学生问政府应该提高或者降低或者同时提高和降低快乐。通常我会问他说出自己的看法，但是这让他很不快乐。所以我说任何负责的政府都应该采取措施为穷人提供生存的条件，同时制订政策繁荣智慧的生活。我没有展开论述，我回避了棘手的问题：资源有限时如何，价值观的平衡和协调。
教授的高社会地位也转变了课堂外和学生接触的独特方式。比如，教授应该是思想权威，同时也是伦理模范要关心学生的感情成长。因此和学生单独见面通常都是以询问学生的生活和家庭成员的生活开始。在学期结束的时候，我邀请学生到我家，他们不断的问我的家人各种问题。学生们有时候放长假后返回的时候从家里带一些礼品送给我。如果拒绝是非常不礼貌的。在9月初，全国都要庆祝教师节，学生常给老师送花。在那天，北大校园里一排两行都是卖花的人。
在某些方面私生活和公共生活的界限受到了挑战。研究生除了研究外还做其他很多事情。他们也提供一些私人方面的帮助。比如，系里安排一个研究生帮助我办理签证和居住等手续。另一方面经济和学术上的界限非常严格的执行。我曾经让研究生帮我学习古汉语。我们定期上课辅导，认真细致地学习经典文献。但是不管我如何坚持，他们就是决绝接受报酬。所以我只好以自己的工作回报他们为我付出的劳动，比如帮他们学英语。问题是我做的远远赶不上他们为我做的。他们说在辅导我学习的过程中他们也学了很多东西。也许他们是在说客气话。我几乎要说经济关系对双方更公平，但是老师付钱给学生因为学生给老师讲课实在和平常人们对双方角色的认识相差太远了。
这并不是说研究生不需要钱。他们从学校得到一个月50美元的补贴。毫不奇怪的是，他们不买英文教材。刚开始我对公然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感到震惊：学生公开出售或者分发整本书的复印本。但是期待他们买英文书是不现实的（中文书就便宜多了，一般每本书大概2到3美元）。为了充分利用，我将自己的书借给他们好让他们复印。
为了避免任何误解，我想强调尊重和热情的模式，对感情成长的关心并不必然意味着思想活力的牺牲。当然，讨论课上的激烈争论往往让人皱眉头。去年我被邀请做关于社群主义的报告，主办方的教授对我的观点做出评论，注意到西方式社群主义应该被看作西方自由主义的延伸。他触到了敏感问题。我一直试图区分两者的差别，虽然不是很成功。我就打断他，说他说的不对。后来我很后悔。教授是个友好，客气的年长的学者，后来我再没有接到邀请。
我也学会了在辩论的时候观察人们表现礼貌的方式。在北大的政治理论课上，我的合作教授可能声称他需要一些补充我讲的东西，他接着批评我的观点，为自己的观点辩护。然后我就回答说我也需要做点补充。这样我们就可以争论，在没有牛津方式的情况下把对方撕成碎片。我总是叫我的合作者老师，从来没有在班上直接叫他的名字。
学生在课堂上也提问题。他们决不是无能的人。从统计学上说，上北大清华比上美国的名牌大学更困难。这里的学生应该是社会领袖。我告诉清华大学的党员学生为中国的所有年轻党员制订教学大纲。他们在思想上有自信，对中国和英美（如果不是法国和德国）的哲学传统造诣很高。但是他们常常通过电子邮件交换批评性的评论，而不是在课堂上。当然，电子邮件更礼貌些，但是内容往往是对我在课堂上讲的内容的严厉批评。
辩论还有其他的课外背景。为了促进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感情纽带我们系组织了周末旅游活动。这个学期，35个研究生和4个年轻教授（50岁以下）坐车3个小时来到长城脚下。我们登上长城，吃了当地特色晚餐。饭桌上喝了很多酒，教授们一桌一桌给学生祝福。让我吃惊的是，紧接着我们开始辩论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批评自由现代性（liberal modernity）的好处。两个研究生准备了论文，在讨论前进行了宣读，另外一群游客在我们吃饭的房间外面忙着喝酒狂欢。有些学生忍不住往那边看，但是辩论仍然是有秩序的。尽管我喝了很多酒，还是被关于社群主义的问题狂轰乱炸，第二天早上，我对领队说喝了那么多酒之后还能进行严肃的讨论实在让人吃惊，他说正是因为喝酒才使得这样的讨论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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