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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总结一下关于文化挑战的思考。在外语环境下教书是最大的挑战。理想的情况是外籍教师能够用当地语言，进行有深度的交流。但是这需要多年的浸泡才行。在中短期教学情况下，可能有些不怎么理想的妥协，比如消极的双语模式（各自用自己比较喜欢的语言交流）这在欧洲学术会议上很常见。在中国，长期以来的尊师重教的传统对老师当然是个福音，虽然它也意味着老师（和学生）还有除了学术之外的义务，这超越了西方通常理解的师生关系。但是这些义务又可以成为感情满足的一个来源。智慧活动并不是在教室门口就停止了，适当的仪式可以激发，师生间激烈的辩论可以在各种场合进行谁也不会觉得丢面子。
附言：在中央党校作报告
开学几个星期后，来自党校的学生打电话询问是否可以到那里作报告。我回答说“你不是说过外国人不能到那里吗？”他回答说学校正在修改这个政策，他认为党校学生应该接触外国教授的思想。他问第二天是否可以。我说我很愿意，不过我要讲什么呢？他说你可以讲讲怎样提高英语水平。我笑了，我对此一无所知，我是从小学英语的，对中国学生并没有借鉴意义。他就说“别推辞了，你是教授，肯定有什么可讲的。我明天下午5点来接你。
第二天，我们从清华打的，他告诉我这是学生第一次邀请西方人到中央党校作报告。为了邀请我他们费了很多事。他要得到副校长的批准，我们需要慢慢来，刚开始选择一个没有争议的话题，而不是政治哲学。我询问他的家庭，他说他来自孔子的故乡曲阜。我说我去过那里，他点点头，说我知道，我们上网看到你在孔子大学（Confucian university）作报告的图片。他还说有个教授阅读过我的书《东方遭遇西方》（East Meets West）(最后一章提出后共产主义中国的制度建议)。当我表现出惊讶时，他说他们的课堂是开放性的，他们可以谈论任何东西，没有限制，甚至比清华大学还开放。
当我们到了学校后，他带我参观，告诉我党校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是北京最漂亮的大学校园，中间有个没有名字的湖。日本占领时期，其中一座房子曾驻扎日军司令部（现在是党的刊物所在地）我们碰见了一群说西藏话的年轻女性，我的学生说，她们就是西藏未来的领袖。当我在学生餐厅排队时，有人看我的表情既好奇又可笑，这种表情只在中国最偏远的乡下才能见到。
中央党校有大概600名研究生，（没有本科生），有些曾经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比如，我的学生在当地政府的经济委员会工作，去过很多国家。大概有100名学生听我的报告。在我走进大厅的时候，大部分是女性的听众窃窃私语，我的学生告诉她们我娶了中国姑娘。我现在叫我的学生我的朋友介绍说我是个政治学家，今天要谈谈英语学习。报告中包含一些我正在学汉语的过程中的诀窍，只是把汉语换成了英语。我解释说中国需要米德伯理学院（Middlebury College）式的语言学校，学生被迫在至少两个月的时间里说英语。如果我是个资本家，就要在北京投资办这样一所学校。我还说找个说英语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也很有帮助。我说高年级的学生不能光学经济和政治，还应该学习文学，哲学，诗歌，这样就可以理解语言中包含的文化信息。
报告后的讨论中，刚开始是关于英语学习的。有个学生问我她应该听BBC还是VOA，我说因为VOA是美国政府的宣传工具，听BBC可能更好些。另外一个学生问提高英语应该看什么样的社会科学著作，我说选择自己喜欢的，提高英语只是副产品。我问她的专业是什么，她说是党的建设，人群中一阵笑声。我就建议她阅读马克思的英文著作（马克思的著作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被翻译成了中文）。一个女生问学英语的实际技巧，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重复了找个说英语的男朋友的建议，我的学生笑着说坐在提问者旁边的穿军装的男生就是人家的男朋友。
让我感到轻松的是，问题转到政治理论上来了。他们问我对社群主义，马克思主义，儒教的观点，我尽可能提出学术性的回答，根本不涉及政治内容。讨论中英语和汉语交叉进行，和这些求知若渴的学生交流非常快乐，演讲结束后还有几个女生留下来继续讨论。有个学生批评西方人阅读孙子兵法后在战争中打败中国。我同意那决不是阅读中国经典著作的好原因。她问别的学生是否该出国找个说英语的男人不再回来了。我反驳说她可以找个男人然后和他一起回到中国来，就想我的情况一样。
我的学生/朋友（还有两外两个学生）送我打的回到清华校园。我们继续通常的争论北京的灰蒙蒙的天空到底是雾还是污染。到了清华，我问他们怎么回去，他们说坐公交车，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就说他们没有必要一直把我送回学校。但是内心里，我非常感激主人的体贴周到。
译自：“Teaching Political Theory in Beijing”By Daniel A. Bell
http://www.dissentmagazine.org/article/?article=418
来源：光明观察
[ 以上内容仅供学术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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