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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大陆所发生的一切：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亿万民众迅速脱贫致富，社会政治迈向民主与法制的轨道，更是给了蒋经国以促进，使他看到了祖国统一“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如果有一天台湾能与日益强大的大陆结合，则“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架构。反思国共争天下半个多世纪，总跳不出兵戎相见，“我吃掉你”或“你吃掉我”的传统路数。现在，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治架构正在形成之中，这个架构必然是个民主的政治架构。在这个政治架构之下，大陆人民有权选择是要共产党、国民党，还是其他政党来主持政府。（蒋经国语）此时，邓小平透过李光耀，向“我在莫斯科的同学”蒋经国问候的信息已经传到，两岸的敌意在化解，蒋经国告诉身边人，不要再说什么“共匪”，说共产党就可以了。他对将要执行其政治改革重任的助手李焕说：“我们必须采取主动，踏上统一之路。台湾和大陆终究必须统一。两岸若不统一，台湾恐怕将越来越难独立存在。”
蒋经国长期患糖尿病，1985年后其病情恶化很快，眼睛几次手术，看东西已非常困难。腿脚也疼痛难忍，靠吃止疼药才能入眠，不久便因走不了路而卧榻。他自觉来日无多，加紧了欲为之事的步伐。其时台湾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且贫富差距有所缩小；全岛早已普及义务教育，中产阶级人群不断增多，公民社会意识蔚然形成；基层行政领导人和民意代表的选举扩展到了县级，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渐渐成熟。
1985年12月25日，蒋经国在一次会议上离开预先准备的讲稿，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一任“总统”，从而结束了他身后的“蒋家王朝”。次年3月，他又主持召开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决议“要以党的革新带动全面革新”，把中央民意代表及机构改革、省市长选举、解除“戒严”、开放民间组党等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意味着国民党终于准备放弃一党专政，向现代民主政党转型。1987年7月15日，在台湾维持了38年的“戒严令”解除，党禁、报禁等对人民基本民主权利的限制随之取消，台湾地区的政局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政治体制改革必然触及各方既得利益集团，引来种种反对和阻力。蒋经国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应付。对党内高层，特别是中常委们的不同意见，主要采取认真讨论、凝聚共识、较长时间沟通的办法。为了安抚一些元老，他甚至拖着病体，坐轮椅上门拜访，耐心求教。“立法院”“国民大会”里的年迈委员和代表，多来自大陆，当年国民党并没有进行过认真的民选，其合法性早就受到质疑，现在对中央民意机构的改革，他们反对最力。蒋经国则指示：好好对待他们，但改革要坚定。蒋经国长期经营军队和情治系统，高级军官及情报首长均为其亲手提拔，这些人中有的对改革虽存疑虑，却不敢公开抗拒，对他仍毕恭毕敬。这样，蒋经国以其强有力的领导权威，推动改革取得突破，并保持了政局的稳定。
“解严”后不久，全台湾就有60多个政治团体申请注册成立政党（其中20个获得审查通过）、200余家新出版物向当局办理登记。由于国民党的长期统治积怨很深，这些新政党和新出版物大都矛头对准当权者，重炮轰击。街头的群众示威活动也此起彼伏，有人甚至当着蒋经国的面打出“老贼下台”的标语，国民党官员们显得张惶失措，蒋经国却似乎不大在意，对抗议者还面带微笑。他告诫党内干部，国民党今后要在台湾争取民众的支持，就必须以民主的方式，展现它比对手更能符合人民的日常需求。他希望党的领导结构能够更开放、活泼，中常委们应该多发言，多讲话。他还呼吁大众“同舟共济，推诚相与，以忠恕致祥和，以理性化偏激，聚合全民的意志和智慧为推进全面革新的动力。”这样，台湾社会虽然比“解严”前不平静了许多，政治冲突时有发生，但政党间基本还是维持了和平相处，人们的行为举止总体上也未出法制的大格。
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宣布了一个顺应民心的政策举措，那就是开放岛内居民赴大陆探亲。自国民党退守台湾，海峡两岸便断绝往来，成为咫尺天涯，无数家庭骨肉分离近40年难以团聚，实为民族的一大悲剧。开放探亲没几天，就有数万台湾居民申请前往大陆旅行。官方起初限定的旅行目的为“探亲”，但这个限制很快便被突破，成千上万的台胞（包括台商）涌向了海峡对岸，台北《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也来到北京，发回了在大陆采访的新闻报道。接着，台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在大陆冒了出来。中华民族之团圆振兴，终于成为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洪流！
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在午睡中突发胃肠道大出血，经抢救无效病故。中共中央发了唁电，对他的“不幸逝世”，“深表哀悼”。后来，台湾局势日益演变。邓小平曾感慨地说，如果蒋经国还健在，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本文原载《炎黄春秋》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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