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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后，黄仲玉就激动过，对中国发射通信卫星的事情一直抱着很大的希望。现在，一晃快4年过去了，通信卫星的事情非但没有得到解决，批林批孔运动反倒搞起来了。这一“批”，不知又要“批”到猴年马月了。黄仲玉找到邮电部部长钟夫翔，向他汇报了搞通信卫星的一些想法，并主张通信卫星不从国外买，由中国自己来搞。钟夫翔部长对此表示赞同和支持，并要他组织一个关于通信卫星的联合调查组。
黄仲玉就找钟义信和林克平一起商量，三人经过商讨，一致认为，现在，全世界都在朝着一个信息的时代发展，中国如果再不把通信卫星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那太空中本应属于中国的位置，不久就会被人抢占。
但三个人商量来商量去，感到最难办的，是通信卫星的问题如何才能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怎样才能纳入国家的重点计划？最后，他们想到了周恩来。他们决定给周恩来写一封信，向周恩来总理反映真实的情况和意见，建议中国尽快搞通信卫星。但这封信通过什么方式送到周恩来的手上呢？林克平是钟夫翔部长的秘书，处理这类问题很有经验。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随同机要文件一起走，而且挂号。
这样，一封由三位普通的年轻人签名的群众来信，顺着一条机要的秘密渠道，进了中南海的大门。
周恩来最后一个批示
1974年5月19日凌晨，周恩来看到了这封来信摘要。他很惊喜，又感到有些意外，叫来秘书，让马上把来信的原件找来，细看了这篇《关于建设我国卫星通信的建议》的来信。
作者先阐述了我国发展通信卫星的重要意义，又对我国发展通信卫星的现实性、必要性和可能性作了论证，最后，信这样写道：
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其最大的优越性就是能够做到大力协同。只要国家出面，把全国各部门的优势集中起来，我国的通信卫星就有条件、有基础、有能力搞上去。因此，我们建议：由国家出面，统一组织安排我国的通信卫星研制问题。
据工作人员后来回忆说，看完信之后的周恩来很激动，当时就向秘书问留在中国的那个活动卫星地面站的情况。秘书告诉周恩来说，这个卫星地面站现在仍在北京，后来新买的也在。只是，有人对购买美国卫星地面站的事，一直持反对意见。尤其是前一段时间，有人还写了告状信到“中央文革”小组，闹腾得比较厉害。
周恩来听后，似乎一下被触动了什么，脸上闪过一丝忧虑的神情，接着，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他看完信后，心情一直很沉重，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信的天头这样写道：
即送春桥、剑英、洪文、先念同志。阅后批交计委、国防科委联合召开一个有关部门会议，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
周恩来 1974.5.19
这就是周恩来著名的“5·19”批示。周恩来写完这个批示之后的第11天，即1974年6月1日，便被迫住进了305医院。此后，周恩来再也没有回到他那张宽大的办公桌前。
中国通信卫星工程上马
周恩来的“5·19”批示，成为中国卫星通信工程一个良好的转机。李先念看了周恩来的这个批示后，当即作了批示：秋里阅办。余秋里接到批示后，当即召开了国家计委、国防科委、邮电部、国防部五院、广播电视局有关领导的会议，对通信卫星有关问题进行了会商。并成立了相应的几个小组，由四机部部长王诤担任通信小组的组长，还对通信卫星工程的经费也作了预算。
1974年9月30日，国家计委、国防科委联合起草了《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的讨论稿。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军队有关部门又对此报告作了三次讨论和修改。1975年3月31日，中央军委召开第八次常委会。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邓小平出席了会议。会上，委员们对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上报的《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问题的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表示赞同，并决定马上请示中央。请示报告全文如下：
国家计委和国防科委《关于发展我国通信卫星的报告》，经军委常委第八次会议讨论同意。现呈上，请批示。
中央军委 1975.3.31
第二天，报告经叶剑英副主席签署后，呈送毛泽东和党中央。这时的毛泽东眼睛正患白内障，躺在病榻上的毛泽东事实上已经停止了对一般文件的阅示。但秘书征询他的意见时，他表示要亲自看。那天，秘书将报告送到他的床前，他硬是坚持逐字逐句地看完了报告，然后，沉思片刻，从秘书手上要过笔，重重地画了一个圈。
由于中央军委批准这个报告的日期是1975年3月31日，故将中国发射通信卫星这一工程，称为“331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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