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辞世之时，海婴还是一个7岁的稚齿孩童，但鲁迅先生又的的确确以他的精神和思想陪伴了海婴70年。《鲁迅与我七十年》这本书不仅披露了鲁迅生前受胃痛折磨、险遭暗杀等事，而且对“鲁迅之死”进行了大胆质疑和推断，拨开了历史的浓浓迷雾，具有极大的史料研究价值。海婴叙述诚恳坦率，文笔朴实，字字含情，思父之心跃然纸上。 
胃病时常困扰父亲
父亲致命于肺病，但在生前经常折磨他的却是胃病。但这胃病并不是因与章土钊打笔仗才发作的。听叔叔周建人讲，父亲年轻时本来很健壮，他得胃病最早的起因是少年时代赶乡试。考场距家颇远，父亲家贫，只能靠步行。入场时间又在半夜，要在家里吃了晚饭赶去，随身还得带考篮，里面放着笔墨砚台、食物以及小板凳等物。而同伴大都二十多岁，他们腿长跑得快，加之出发前有个同伴定要先洗了脚才走，等洗完脚又听说考场门快要关了，因此大家只能大步奔跑。这可苦了父亲，他年少跑不快，只能一路硬拼着。但他刚刚吃饱了饭，哪里经得住这种剧烈的运动？由此落下了病根。
图：在第二届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的鲁迅（摄于1936.10.8.上海八仙桥青年会）
父亲十八岁那年，带着祖母筹措的八块钱的盘缠，来到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每逢严冬，他只能买点辣椒下饭，借以取暖，胃部不断受到刺激。父亲中年以后，牙齿又全部拔去，装以义齿，咀嚼能力衰退，这就更加重了胃的负担。有时候胃部强烈痉挛，从外面抚摸，坚硬如石，良久不得缓。
他疼痛时用转椅扶手顶住上腹部，长久不动，以求减轻痛楚。母亲看得着急，便用手掌替他轻轻按摩。即使胃病发作，父亲也不停止工作。如果实在痛得厉害，父亲便用怀炉暖胃。
现在见到怀炉这种东西，我总不禁产生联想：每到晚上九十点钟，我已是早入梦乡，父亲却在这漫漫长夜、寒气袭人的环境当中，带着疾病，仅用怀炉带给他些许微温，满腔热情地为理想世界的到来贡献着自己的一切。
国民党曾想暗杀父亲
这里要插一段国民党曾要暗杀父亲的史实。那是一九九二年，我从全国人大调整到全国政协，作为“特邀代表”编入第四十四组。组里有一位我不熟悉的老者。他沉默寡言，神情严肃，不与他人插话谈笑，但是每个讨论题目，均按主旨简短发言。后来我得知他便是国民党军统著名的暗杀高手沈醉。在小组会的休息时间里，大家相互走访寒暄，我也跟着去沈醉住处访问。当他面对我时，瞳孔猛地收缩一下，似乎情绪颇为起伏，但当时并未交谈什么。
过了几天，我又在餐厅遇见他，他约我得空谈一下。我应邀去他房间，他显得很激动，向我吐露一个“从没透露的秘密”。他说，1930年代的某一天，他接到上级命令，让他组成一个监视小组，打算暗杀我父亲。结果监视小组在对面楼里派人监视了多日，他自己也去过几回，只见到我父亲经常在桌上写字，我当时还很小，在房间里玩耍，看不到有什么特别的举动。由于父亲的声望，他们才没有下手。他说，否则我会对不住你，将铸成不可挽回的悲剧。
他本可以不讲，把这段历史深埋在脑子里，跟随自己在世上一起消失。而他却坦率地告诉我，为此，我尊敬他。
“小乖姑”偷偷装香烟
一九三六年的大半年，父亲的健康状况起伏很大，全家人在忧喜交错之中度日。每天清晨，我穿好衣服去上学，从三楼下来总是蹑手蹑脚，怕影响父亲休息。父亲的房门一般不关，我悄悄钻进卧室，侧耳倾听他的鼻息声。我自知对他的健康帮不了什么，但总想尽点微力，让他有一点欣喜。于是轻轻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细心地插进被熏得又焦又黄的烟嘴里面，放到他醒来后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然后悄然离去。中午吃饭的时候，总盼望父亲对自己安装香烟的“功劳”夸奖一句。不料，父亲往往故意不提。我忍不住，便迂回曲折地询问一句：“今朝烟嘴里有啥末事？”父亲听后，微微一笑，便说：“小乖姑，香烟是你装的吧。”听到这句话，我觉得比什么奖赏都贵重，心里乐滋滋的，饭也吃得更香了。 
然而父亲的疾病却是日渐加重了。秋天来临，家里寂静得像医院一样。每天要测量体温，医生也不时前来注射。父亲虽然还是下楼和我们一起吃饭，但吃得很少，有时提前上楼回他的房里去。陪客人同餐，也不能终席。
说来也许奇怪，父亲去世前两天，我下午放学回家，突然耳朵里听到遥远空中有人对我说“你爸爸要死啦！”这句话非常清晰，我大为惊讶，急忙环顾四周，附近并没有什么人，但这句话却异常鲜明地送入我的耳鼓。一个七岁的人就产生幻听？而且在此后这么多年再也不曾发生过，这真是一个不解之谜。当时我快步回家，走上三楼，把这件事告诉保姆许妈。许妈斥我：“瞎三话四，哪里会有这种事。”
父亲的死
但是不幸终于来临了。1936年的十月十九日清晨，我从沉睡中醒来，觉得天色不早，我十分诧异，许妈为什么忘了叫我起床？这时楼梯轻轻响，许妈来到三楼，低声说：“弟弟，今朝侬勿要上学堂去了。”我急忙问为什么。只见许妈眼睛发红，但却强抑着泪水，迟缓地对我说：“爸爸呒没了，侬现在勿要下楼去。” （续下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