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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时间思索，不顾许妈的劝阻，急奔向父亲的房间。父亲仍如过去清晨入睡一般躺在床上，平静而安详。但房间的空气十分低沉，压得人喘不过气来。母亲流着眼泪，赶过来拉我的手，紧贴住我，像是生怕再失去什么。父亲的床边还有几个亲友，也在静静地等待，似乎在等待父亲的醒来。时间也仿佛凝滞了，秒针一秒一秒地前进，时光一分一分地流逝，却带不走整个房间里面的愁苦和悲痛。 
不一会儿，那个日本女护士走到床前，很有经验地伏下身去，听听父亲的胸口，等到确认心跳已经停止，她便伸开双手隔着棉被，用力振动父亲瘠瘦的胸膛，想使他的心脏重新跳动。我们屏息等待，等待奇迹的出现。希望他只是暂时的昏迷，暂时的假死，希望他忽然一下苏醒睁开眼睛。然而父亲终于没有苏醒，终于离我们而去，再也不能慈爱地叫我“小乖姑”，不能用胡须来刺我的双颊了……
图：鲁迅与青年木刻家 左起：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摄于1936.10.8.）
我的泪水顺着脸颊倾泻而下，母亲拥着我说：“现在侬爸爸没有了，我们两人相依为命。”我越加紧贴母亲，想要融进她温暖的胸膛里去。
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些人，有录制电影的，有拍摄遗照的……室内不似刚才那样寂静了。
这时来了一位日本塑像家，叫奥田杏花，他走近父亲的床前，伏身打开一只箱子，从瓶子里挖出黄色黏厚的凡士林油膏，涂在父亲面颊上，先从额头涂起，仔细地往下，慢慢擦匀，再用调好的白色石膏糊，用手指和刮刀一层层地搽匀，间或薄敷细纱布，直到呈平整的半圆形状。等待了半个钟头，奥田先生托着面具边缘，慢慢向上提起，终于面具脱离了。我看到面具里黏脱十几根父亲的眉毛和胡子，心里一阵异样的揪疼，想冲上去责问几句，身子却动不了，母亲拥着我。她没有作声，我又能说什么呢！奥田先生对面膜的胎具很满意，和内山完造先生讲了几句，就离开了。
八九点钟以后，前来吊唁的人渐渐多起来了，但大家的动作仍然很轻，只是默默地哀悼。忽然，我听到楼梯咚咚一阵猛响，声到人随，只见一个大汉直扑父亲床前，跪倒在地，像一头狮子一样石破天惊般地号啕大哭。他伏在父亲胸前好久没有起身，头上的帽子，沿着父亲的身体急速滚动，一直滚到床边。这些他都顾不上，只是从肺腑深处旁若无人地发出了悲痛的呼号。我从充满泪水的眼帘之中望去，看出是萧军。这位重友谊的关东大汉，前几天还在和父亲一起谈笑呢！而今也只有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对父亲的感情了。
关于父亲的突然亡故，后来据日本友人鹿地亘回忆，前一天，父亲曾步行到他寓所访谈，离去已是傍晚，那时天气转冷，以致当晚就气喘不止，并不断加重，仅半天就告别人世。鹿地亘也就成了父亲最后一位访问过的朋友。
回头再说石膏面膜的事。当时面膜翻注一具，交由我们留作纪念。它上面黏有父亲多根胡子还有几根眉毛，但已不是父亲生时的模样了，脸庞显得狭瘦，两腮凹缩，我想也许那是奥田杏花翻模时全副假牙没有装入，以至腮部下陷之故。但不管怎样，它是极其珍贵的。五十年代，上海鲁迅纪念馆落成，我们将这具面膜捐献给他们，现在作为一级文物保存着。
一个长埋于心底的谜
关于父亲的死，母亲许广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头始终存有一团排解不去的迷雾。到了一九四九年七月，那时北平虽已解放，新中国尚未成立，建人叔叔即致信母亲要“查究”此事。到了同年十月，叔叔更在人民日报著文，对须藤医生的诊疗公开表示质疑。后来听说日本医学界有位泉彪之助先生，曾为此专程到上海鲁迅纪念馆来查阅过有关资料，最后似乎做了支持须藤医生的结论。但这仍不能排除二老的怀疑。 
建人叔叔是这样对我说的，父亲临死前，确实肺病极重，美国友人史沫特莱特请一位美国肺科专家邓（DUNN）医生来会诊。孙夫人宋庆龄也在这里起了帮助作用。邓医生检查之后对我们说：病人的肋膜里边积水，马上抽掉，热度就会退下来，胃口随之就会开，东西能吃得下去，身体的抵抗力就会增加。如果现在就开始治疗、休养，至少还可活十年；如果不这样做，不出半年就死。治疗方法极简单，你们找一个中国医生，让他来找我，我会告诉他治疗方案。邓医生的诊断是结核性肋膜炎，而须藤医生则一口否定。直到一个多月后才承认，才抽积水。我相信叔叔说的话，因为这种诊断连一般医科高年级学生都能通过听诊得出的，而不应当被误诊。况且须藤医生已为父亲看病多年，更不该搞错。
图：鲁迅1909年在东京的和服照
叔叔接着说：上边这些话，是你爸爸妈妈亲自讲给我听的。那时我还通过冯雪峰的妻子，也同冯（雪峰）先生谈过，但他仍赞成老医生继续看下去，这样邓医生的建议就被搁置起来。孰料邓医生的诊断颇为准确，十月份父亲就去世了，距他的会诊，恰好半年。父亲死后，须藤写了一张治疗经过，你母亲经常提起这份报告，说这不符合当时治疗的实际情况。诊断报告后段讲述用药，把诊断肋膜积水的时间提前了。这种做法非常可疑。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日本我是不去的！”是否由此而引起日本某个方面做出什么决定呢？再联系到鲁迅病重时，迫不及待地要搬到法租界住，也许鲁迅有了什么预感，但理由始终不曾透露。
叔叔又讲，鲁迅死后，你病了想找医生诊治，那时还没有离开虹口大陆新村，问内山完造先生该找哪位医生，内山讲了一句：“海婴的病，不要叫须藤医生看了吧！”那意思似乎是已经有一个让他治坏了，别让第二个再受害了。
父亲去世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须藤医生。商务印书馆一位叫赵平声的人曾在“一?二八”前讲过，须藤医生是日本“乌龙会”的副会长，这是个“在乡军人”团体，其性质是支持侵略中国的，所以这个医生不大靠得住。叔叔听了就对父亲讲，并建议现在中日关系紧张，还是谨慎些不找须藤医生吧。父亲当时犹豫了一下，说：“还是叫他看下去，大概不要紧吧。” 
也许是多疑，还有一件事母亲也对我说过多次。她对用药虽是外行，有一件事却一直耿耿于怀。她说，肺结核病在活动发展期，按常识是应当抑制它的扩展，例如注射“空气针”等。但是，须藤医生却使用了激素类针剂，表面上病人自我感觉畅快些，但促进了疾病的发展蔓延。这种针剂是日本产品，我国的医生并不熟悉，又时过几十年，要寻找专家鉴定恐怕是很难的了。
母亲还说，父亲临死前一天，呼吸局促，十分痛苦。须藤医生说：“过了今天就好了。”母亲后悔地讲，我总往好转缓解的方面去想，不料这句话是双关语，我当时太天真了。到了凌晨，父亲终于因心脏衰竭而亡故了。母亲当时的伤心悔恨，我想谁都能想像得出的。
我还有进一步的疑问：父亲是肋间积水，去世前发生气胸，肺叶上缩压迫心脏，最终是心力衰竭而停止了呼吸。我当时看到日本女护士两手左右摇晃父亲的胸部，力图晃动胸中的心脏使它恢复跳动，这是毫无效果的。而须藤似乎是故意在对父亲的病采取拖延行为，因为在那个时代，即使并不太重的病症，只要有需要，经济上又许可，即可送入医院治疗。须藤为什么只让父亲挨在家里消极等死？
如今父亲去世已经一个甲子了，这件隐藏在上辈人心中的疑惑，总是在我心头闪闪烁烁不时显现。是亲人的多疑还是出于莫须有的不信任？我以为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难寻佐证。但我想还是抛弃顾虑，将之如实写下来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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