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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流言年年中伤鲁迅
如果说，散布鲁迅生活上学术上的各种流言，是在侮辱他的人格，诋毁他的道德品行；那么，传播鲁迅在政治方面的谣言，捏造得更加阴险恶毒，总是把鲁迅置于军政当局相敌对的境地，构陷他是政府和民族的罪人，为反动统治势力迫害他制造口实，借刀杀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有关鲁迅的政治流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里，往往同当时政治领域的尖锐斗争，同当时政局的焦点或激烈的民族矛盾密切联系着，从而直接危及鲁迅的身家性命。
1925年10月，北京爱国民众和学生反对北洋军阀政府卖国的关税协定，举行游行示威，遭武装警察阻止和殴打。报上造谣：“周树人（北大教员）齿受伤，脱门牙二。”这在暗示鲁迅同爱国游行相关联，为军阀迫害他制造舆论。其实，鲁迅那天却是“生些小病”,“整天躺在窗下的床上而已”。（《从胡须说到牙齿》）不久，他在文章中批驳：“前次的游行，报上谣我被打落了两个门牙，我可决不肯具呈警厅，吁请补派军警，来将我的门牙从新打落。”（《我观北大》）这样讽刺的文句，表达了对北洋军阀专制统治的愤慨。
1926年春，段祺瑞政府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并且下令通缉李大钊等人，鲁迅名列第二批通缉名单中。鲁迅在《大衍发微》文中指出：陈源的流言就是段政府第二批通缉名单的来源和依据，直接揭露了陈源等所谓“正人君子”的险恶用心。
1927年，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事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鲁迅在中山大学因援救被捕学生不果和顾颉刚要来任教等原因愤而辞职。不久就传出谣言。鲁迅致章廷谦信中说，“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又说，“‘出亡’的流言，我想是故意的，……大约倒是鼻一流人物”，“他们只在香港的报上造一点小谣言。一回是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今天是说我已往汉口”。（《致章廷谦（270530）（270612）》）说鲁迅“亲共而逃避”，在当时足以成为反动派镇压的口实，意在陷人于死地。
1931年初，左联作家柔石等被捕，接着报上刊发“鲁迅被捕”的谣言，远播国内外。鲁迅接连发信辟谣。在致留学日本的李秉中信写道：“飞短流长之徙，因盛传我已被捕。通讯社员发电全国，小报记者盛造谰言，或载我之罪状，或叙我之地址，意在讽喻当局，加以搜捕。”（《致李秉中（310204）》）后又写信道：“近数年来，上海群小，一面于报章及口头盛造我之谣言，一面又时有口传，云当局正在索我甚急云云。”“又闻天津某报曾载我‘已经刑讯’，亦颇动旧友之愤。又另有一报，云我之被捕，乃因为‘红军领袖’之故云。”（《致李秉中（310306）》）这是蓄意通过谣言，唆使军政当局加紧迫害鲁迅。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爱国情绪普遍高涨，抗日救国运动成为社会主潮。这时，关于鲁迅的流言又出新招，反动文人造谣鲁迅是“亲日”的汉奸，“替日本做侦探”，“意在卖国”。鲁迅给多位友人的信里说：“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致山本初枝（330929）》）“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罗先珂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说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致杨霁云（340515）》）“近有一些人，联合谓我之《南腔北调集》乃受日人万金而作，意在卖国，称为汉奸。”（《致郑振铎（340516）》）  鲁迅给姚克的信里说到斯诺所作《鲁迅评传》时指出：“第一段第二句后，似可添上‘九一八后则被诬为将中国之紧要消息卖给日本者’的话。（这是张资平他们造的，我当永世记得他们的卑劣险毒）”（《致姚克（331105）》）鲁迅对曹聚仁说：“我之被指为汉奸，今年是第二次。……今之衮衮诸公及其叭儿，盖亦深知中国已将卖绝，故在竭力别求卖国者以便归罪，如《汗血月刊》之以明亡归咎于东林，即其微意也。”（《致曹聚仁（340602）》）造谣者把卖国的罪名强加在鲁迅头上，是为军政当局迫害鲁迅制造口实。
反动文人制造的谣诼，固然使鲁迅憎恶愤恨；然而，左翼文化队伍中对他的种种流言，让晚年鲁迅更加恼怒悲愤。尤其是左翼中有些年青作者，竟然和反动文氓小丑同流合污，散播流言，伤害鲁迅的身心。他给友人写信：“就是我们的同人中，有些人头脑也太简单，友敌不分，微风社骂我为‘文妖’，他就恭恭敬敬的记住：‘鲁迅是文妖’。”（《致窦隐夫（341101）》）在给曹靖华的信中，鲁迅写道：“然而我们中的有几个人，却道是因为我攻击他们太厉害了，以至逼得他们如此。”“我实在憎恶那暗地里中伤我的人。”（《致曹靖华（350207）》）
左翼文化队伍里，有些年青人“唯我独左”，故作激进，唧唧喳喳，传说鲁迅近年来不大写文章，不做事之类流言，使他气愤反感。他给萧军写信说：我“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独战’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们，却斥责我懒，不做事”。（《致萧军、萧红（341206）》）给曹靖华写信说：自己“每年译作，近三四年几乎倍于先前，而有些英雄反说我不写文章”。（《致曹靖华（360105）》）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又说：“近两年来，又时有前进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现在不大写文章，并声明他们的失望。”其实，鲁迅在上海九年来所写的，“比前九年多两倍，而这后九年中，近三年所写的字数，等于前六年，那么，所谓‘现在不大写文章’，其实也并非确切的核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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