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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中期，在抗日救亡的爱国潮流中，左翼文化队伍里又传播着攻击鲁迅的流言。他气愤地给友人写信：“近日这里在开作家协会，喊国防文学，我鉴于前车，没有加入。而英雄们即认此为破坏国家大计，甚至在集会上宣布我的罪状。”（《致王冶秋（360504）》）“又有一大批英雄在宣布我破坏统一战线的罪状，自问历年颇不偷懒，而每逢一有大题目，就常有人要趁这机会把我扼死。”（《致曹靖华（360514）》）鲁迅指出，攻击他“破坏联合战线”的流言的指挥者，不过是“手执皮鞭，乱打苦工的背脊，自以为在革命的”“工头”而已。（《致曹靖华（360515）》）
与此同时，国民党文化特务也趁机造谣，胡说“鲁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托派”，并已“加入托派”。而左翼文化队伍中就有“‘国防文学’派放出流言，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是托派的口号”。而“鲁迅对周扬等人最愤慨的，是周扬等人因鲁迅不赞成‘国防文学’的口号并拒绝在‘文艺家协会’发起人中签名就攻击鲁迅为‘破坏统一战线’，为‘托派’等等”。（转引自《鲁迅与文网》,散木著，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433页）于是引起托派陈仲山给鲁迅写信。卧病在床的鲁迅极为愤怒，在回信里指出：“你们忽然寄信寄书给我，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样不行，自觉和你们总是相离很远的罢。”（《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鲁迅怎样面对流言？
鲁迅一生在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在宗法专制的旧中国，面对各种层出不穷的流言诬陷诽谤，他始终巍然挺立，表现出大无畏的坚韧不屈的抗争精神。
不管流言谣诼怎样变化花样，鲁迅都坚持自己的应对原则：一是鄙视，不理不睬；二是适时反击，揭穿谰言。他早就指出：“‘流言’本是畜类的武器，鬼蜮虫或的手段，实在应该不信它。”（《并非闲话》）为着辟谣，他在写给众多友人的信里，反复地申明：我不管谣言；不写辩正信。他说：“上海之文坛消息家，好造谣言，倘使一一注意，正中其计，我是向来不睬的。”（《致窦隐夫（341101）》）“近来时被攻击，惯而安之，纵会诬我以可死之罪，亦不想置辩，而至今亦终未死，可见与此辈讲理，乃反而上当耳”。（《致郑振铎（340602）》）“对于谣言，我是不会懊恼的，如果懊恼，每月就懊恼几回，也未必活到现在了。……倘有谣言，自己就懊恼，那就中了造谣者的计了。”（《致萧军（350729）》）“我现在得了妙法，是谣言不辩，诬蔑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顺便中，则偶刺之。他们横竖就要消灭的。”（《致郑振铎（340621）》）鲁迅说过：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无根的谣言不可能持久，制造谣言者及其主子“横竖就要消灭的”。
鲁迅眼光犀利，看透造谣者的歹毒心肠，剖析他们的卑污心理，把他们的丑恶灵魂揭露出来。他指出：“谣言这东西，却确是造谣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实，我们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为。”（《无花的蔷薇之三》）他给友人写道：“我自寓沪以来，久为一班无聊文人造谣之资料，忽而开书店，忽而月收版税万余元，忽而得中央党部文学奖金，忽而收苏俄卢布，忽而往莫斯科，忽而被捕，而我自己，却全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其实这只是有些人希望我如此的幻想，据他们的小说作法，去年收了一年卢布，则今年应该被捕了，接着是枪毙。于是他们的文学便无敌了。”（《致荆有麟（310205）》）“对于我的许多谣言，其实大部分是所谓‘文学家’造的，有什么仇呢，至多不过是文章上的冲突，有些是一向毫无关系，他不过造着好玩，去年他们还称我为‘汉奸’，说我替日本做侦探。我骂他时，他们又说我器量小。”（《致萧军、萧红（341206）》）“他们不过是在‘文人’这一面旗子的掩护之下，建立着害人肥己的事实的一群‘商人与贼’的混血儿而已。”（《辩“文人无行”》）一语中的，揭露出造谣者的真实本质。
鲁迅指出：“谣言家是极无耻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实证明了他的话是撒谎时，他就躲下，另外又来一批。”（《我们不再受骗了》）谣言的泛滥与反复出现，证明了“其实，中国本来是撒谎国和造谣国的联邦”。（《通讯（致孙伏园）》）所以，乱造谣言，并不仅仅是造谣者个人的品性和道德问题，而是同中国的社会环境与历史文化相关联的。剖析谣言，也可算是认识社会认识人性的一个特殊窗口。所以，鲁迅说：“我就是常看造谣专门杂志之一人，但看的并不是谣言，而是谣言作家的手段，看他怎样出奇的幻想，怎样别致的描写，怎样险恶的构陷，怎样躲闪的原形。”（《归厚》）从这里表明鲁迅的豁达乐观和自信！他的眼光富有穿透力，能够洞穿文人的心理和劣根性，从而识破中国黑暗社会及众生相。
鲁迅认为，谣言的流行和花样百出，有着历史继承性，是传统文人的劣根性的再现。他说：“造谣是中国社会上的常事。”（《启事》）他还指出，“造谣说谎诬陷中伤也都是中国的大宗国粹”（《寸铁》），“祖传的老谱”和“士君子的常经”。造谣者在谣言里加进了不同的时代政治内容，把鲁迅说成一会儿亲俄一会儿亲日。 
鲁迅指出：“笑里可以存刀，自称酷爱和平的人民，也会有杀人不见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谣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谣言世家》）
伴随鲁迅一生的流言谣诼，其实是宗法专制的旧社会及统治势力对他的不断迫害，是摧残他身心的一种精神虐杀。不论是依附于统治者的文氓造谣诬蔑，还是同一营垒中散布的流言蜚语，所产生的反动效应却是一样的：戕害鲁迅的身心，损伤他的健康。鲁迅的母亲在儿子逝世后说过：“大先生所以死得这么早，都是因为太劳苦，又好生气。他骂人虽然骂得很厉害，但是都是人家去惹他的。他在未写骂人的文章以前，自己已气得死去活来，所以实在是气极了才骂人的。”（转引自《鲁迅与他骂过的人》,房向东编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40页）鲁迅题诗：“积毁可销骨，空留纸上声”，深刻而沉痛地抒写了备受流言伤害的悲愤心情。仅从现在留存的书信中，就有好几十封书信评说谣言，在辟谣的同时表明自己的严正态度：不管谣言如何猖獗，花样翻新，都毫不退让，绝不宽容。他多次向亲友申明：“然而我毫无退缩之意。”“我倒没有什么灰心，大抵消息一会，就仍然站起来”，（《致萧军（341206、350209）》）继续奋战，把犀利的笔锋刺向专制统治势力。
鲁迅在流言谣诼的不断困扰袭击下坚持自己的事业和工作，奋斗不息。但是，他的逝世并没有使谣言断绝。从他逝世后直到今天，仍有少数人，重拾历史诬蔑者的牙慧，重新包装，行销于世。这当然丝毫无损于鲁迅的伟大，却恰好暴露了他们自己阴暗卑劣的灵魂。各式流言绝不可能遮掩历史真相的。鲁迅毕生为人民解放和民族复兴而不懈奋斗的精神，他那热爱人民、刚正不阿、坚韧不屈的崇高品格，永远辉耀人间。正如郁达夫的诗句所写：“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文/刘家鸣（本文所引鲁迅文章均自《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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