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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农历九月十五日是蒋介石 50虚岁生日。不久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南京城内的电台、报纸，日夜报道着西安方面的消息。小道消息也变得煞有介事，人们信以为真。有的标题更是触目惊心：委座取义成仁……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便传到溪口。毛福梅做梦也没有想到：蒋介石经受的这场变故，竟成了她和儿子骨肉团聚的契机。不久，举世瞩目的“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毛福梅见到儿子的最大愿望也实现了。1937年，蒋经国带着妻子芬娜、儿子爱伦（蒋孝文），经海参崴乘轮船，到了上海。蒋介石派人专程到上海迎接。蒋经国这时才知道父亲已另娶宋美龄，母亲已被迫离婚。作为儿子，他能想像得出母亲心中有多少哀怨积压着。他恨不得立即去溪口拜见生母。可是，身不由己，他被父亲布置的圈子团团围住。被灌输在夹缝中如何立身处世的诀窍。他终于决定：先去向１０年来他一直看做“敌人”、“军阀”的父亲负荆请罪。
1937年４月28日（农历三月十八日），约莫下午２时，藏山大桥那一头出现一辆小汽车，蒋经国迫不及待地跳下汽车，依次向在门外迎接他的亲朋行礼。然后又把妻子芬娜和儿子爱伦介绍给大家。当毛福梅一眼看到门外出现了那个方面大耳、壮硕身材、令她朝思暮想的亲骨肉时，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被泉涌般的泪水所迷住。蒋经国跑上前来，跪倒在毛福梅膝前，叫了一声“娘”，就放声大哭。她一把搂紧儿子的头，泪水濡湿了儿子粗黑的头发。她把孙子抱在膝上问：“囡囡，侬叫啥名字?”蒋经国赶紧答道：“叫爱伦。阿爹说，到了祖国要按中国式取名，替他取的学名叫孝文。”毛福梅又问媳妇名字，蒋经国答道：“她在苏联的名字叫芬娜，阿爹替她改名叫芳娘，蒋芳娘。” “芳娘，这个名字不好。”毛福梅对大家说。“她是小辈，娘啊娘的，做姑姑、姨妈的都得这样叫她，多少罪过!还是改为方良吧，方下贤良，你们说好不好?”众人都说这娘字是该改，而且改得好。从此蒋方良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下来。毛福梅心满意足了，她变着法子给儿子儿媳做好吃的家乡点心菜肴：裹粽子、炸麻团、蒸大糕、烘千层饼、氽汤团，还有烤芋艿、鲞烤肉（宁波话的烤实指汤煮，非生烤）等等。天伦之乐，其乐融融。可是乐极生悲，等着毛福梅的是又一个悲剧。
1937年，抗日战争已经全面开始，国共两度合作，共赴国难，祖国经受着血与火的洗礼。武岭虽好，终非桃源。蒋经国毕竟是个热血男儿，他在武岭学校向师生们宣传抗战，曾激昂地说：“我们的敌人是谁?第一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二是日本帝国主义，第三还是日本帝国主义!”他向父亲写了份报告：“我有很前进的思想，需要有机会去求证。而且，我希望在最坏的条件下去试试。”母子再度分离是痛苦的。蒋经国再三劝慰：等他在江西安置下来，立即接姆妈同去住所。毛福梅则表示，除了短期随去小住几天之外，不愿意终生离开丰镐房，她坚信她的虔诚祈祷会给儿子带来好运。当时，溪口虽然尚无战火，但灾难已波及到了，粮食匮乏，米价暴涨，溪口民众叫苦连天。将近一年过去了，毛福梅没有出过溪口一步。但是战火蔓延着，溪口随时有沦陷的危险。蒋经国不放心，连连发电，毛福梅也感觉到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一天下午２时，从宁波方向飞来了６架飞机。溪口人哪知是敌机?正当人们好奇地抬头张望，没想到飞机却丢下了一连串的炸弹，顿时地动山摇，天昏地暗，人们才知不好，晕头转向，在外面的人拼命往家里逃，在家里的人又拼命往外面跑。溪口镇乱作一团，文昌阁乐亭夷为平地，丰镐房周围的民房在燃烧，丰镐房侥幸没有被击中。但毛福梅不幸被无情的炸弹炸死。丰镐房内，男女佣人各一人当场死亡；账房宋涨生头部重伤，未来得及送到医院就断了气，另一女佣炸断了一条腿。当时，人们找不到毛福梅。后发现后墙倒塌处微微隆起，便雇了民工把瓦砾挖开，发现毛福梅上身完好，腿上有弹洞，肠子外流，想是被砖瓦压破的。毛氏遇难那天，正是“西安事变”三周年。噩耗传到赣南，蒋经国心如刀绞，立即带了妻儿，坐汽车连夜兼程，赶了两天两夜方到溪口。蒋经国一跳下汽车，连气都没喘一口，就奔进灵堂，扑到灵床前抚尸恸哭，直到昏厥过去。人们急用茶水把他救醒，他仍跪在地上悲号。尔后，蒋经国拿起笔，噙泪写下“以血洗血”四个大字，命人刻在石碑上，立在生母罹难处。蒋经国伤痛过度，心绪烦乱，又值烽火遍地，狼烟四起。蒋经国考虑再三，决定把生母灵柩暂厝在摩诃殿内，待时局稍定再办丧葬事宜，他把这一计划报告蒋介石。不几天，蒋介石来电批谕：“鉴于时局动荡，总以入土为安。”这12个字，代表了蒋介石对发妻的一纸祭文。葬母大事一直悬在蒋经国的心头。1940年，他在赣州举行盛大的“蒋母毛太夫人追悼大会”，还在赣江上造了一座“忠孝桥”，以志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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