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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元代，虽然皇族统治阶层淫风大盛，选女纳妾，后宫充斥，但是，另一方面却又竭力宣扬妇女贞节观念，对女子贞节的要求比之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在《礼记》和《孟子》两书中，有过嫂弟之间不直接从手上接受物品的说法，即“男女授受不亲”。这种古时的礼节在元代极为重视，至于妇女不能与丈夫之外的第二个男人接触，以及丈夫死后妻子必须守节，那就更是天经地义的事了。《节妇马氏传》中记有这样一个故事：马氏于“大德七年十月，乳生疡。或曰：‘当迎医，不尔且危。’马氏曰：‘吾杨氏寡妇也，宁死，此疾不可男子见。’竟死。”体肤给男子看见，都认为污辱，是玷污贞节，可见男女泾渭之分明了。元末还有一件殉节的事，令人愤而不平。元将潘元绍有妻妾七人，他领兵抗明，被明兵围困于姑苏城内，潘元绍对七位妻妾说：“我受国重寄，义不顾家，恐有不测，诫若等宜自引决，毋为人嗤也。”七个妻妾一个个自缢而死，以身殉节，而潘元绍非但没有以身殉国，反而降了明朝。明朝是奖励贞节最力的时代。
洪武元年，明太祖曾下过一个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明《会典》)
寡妇守节，不但本身可以记其事迹，赐于祠祀、树坊表，表彰节妇烈妇，而且可以免除本家的差役，哪个女子能不守节，哪个本家能不劝导寡妇守节?一时守节风盛，空前绝后。一部《二十四史》中，节烈妇女最多的，莫过于《明史》了。《明史·列女传·序》中说：“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于僻址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呜呼，何其盛也，岂非声教所被，廉耻之分明，故名节重而蹈义勇欤?今掇其尤者，或以年次，或以类从，具著于篇，视前史殆将倍之——然而姓名洇灭者尚不可胜计。存其什一，亦足以示劝云。”
《二十四史》中的妇女以及《列女传》等书中得以记名列传的妇女，《宋史》五十五人；《唐书》五十四人；《元史》达一百八十七人。而清朝人撰写的《明史》中，所记载的节烈妇女竟“不下万余人”，择其中最优胜者，也还有三百零八人。明代贞节观之倡导，可想而知。并且，守节要守得苦，尽节要尽得烈，妇女贞节之惨烈，令人瞠目结舌。
如烈妇蔡松阳，嫁给叶三为妻，叶三贫寒，砍柴为业。蔡氏小心敬事。叶三久病，她更是纺织换药，悉心照料。叶三临死前，拉着她的手说：“趁我还活着时，你改嫁，不是少受三年苦吗?”蔡氏听了，梳洗换衣，袖里藏刀，上前对丈夫说：“我先嫁了。”说完自刎而死，叶三大吃一惊，也死了。
又如金华方氏，她丈夫袁坚嗜酒败家，死后葬于城北濠上。方氏贫困无所依，就在丈夫的墓穴边放一口棺材，睡在里面，渴了出来到濠沟里喝点水，不久，死在棺材里。
还有像戚家妇，新婚之夜丈夫暴死，戚氏哀哭一场，投门外江中而死，留下诗一首：“画虎虽成未点睛，百年夫妻一宵情。欢声方举哀声恸，贺者才临吊者泣。孔雀屏前灯隐隐，鸳鸯枕上泪盈盈，从来不识儿郎面，独抱冰心照水心。”
明《列女传》中，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守节已成为妇女的迷信与教条，“妇道唯节是尚，值变之穷，有溺与刃耳”已被中国女性视为信条，置信不疑。
在理论上，明朝明成祖的妃子仁孝皇后写了规训女子的《内训》，要求女子“在家要贞信，出嫁应孝敬”。仁孝皇后还命令儒臣学士们编写《古今列女传》，并由明成祖亲自写序文刊布成书。天子皇后共同鼓吹贞节，使社会上的贞节观日趋严苛。此外，吕坤还把《列女传》中的故事绘图，改编为《绘图列女传》，使它明白易懂，就是广大不识字的妇女也能一目了然仿效之，成为全社会的“闺范”读本。
经过宋、元、明三代对贞节观念的极端倡导，在进入清朝以后，贞节的含义变得十分偏狭了，似乎成了一种宗教，非但夫死守节成了天理，未嫁夫死，也要尽节，偶为男子调戏也要寻死。总之，女子的生命紧紧维系在贞节上，稍有变故，就要以死全节。清代的儒道学者们连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这是什么事!你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女子如果做几句“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也要被斥责为“邪念”、“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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