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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日本驻沈阳领事馆总领事林久治郎和陆军参谋本部的森纠一同会见了奉天省省长臧式毅，宣称东北军屯垦3团士兵因图财害命而杀死了中村。日本内阁也就“中村事件”进行专门讨论，并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
9月13日，东北军参谋长荣臻秘密派人将关伯伯和我父亲接到沈阳。关伯伯由宪兵看押，以防日本人加害。然后东北军公开宣称已将屯垦3团团长关玉衡逮捕，令其听候处置。随后我父亲也被派到东北讲武堂当教官了。
事实上，日本早已在寻找武装侵华的借口，“中村事件”只是它蓄意挑起事端的一个小小理由罢了。几天后，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北大营。“九一八”事变爆发！
日军一直对我父亲和关伯伯进行追杀
9月18日当天晚上，日军到处查找关伯伯。幸亏看他的宪兵提前把他放了。关伯伯和我父亲都是化装跑出沈阳的。
我父亲先到锦州东北长官署当参谋，后又转到北平陆军整理委员会任职。后来，我父亲又来到上海，被委任为蒲淞警察所所长，改名叫董昆吾。我们一家也到上海住了。
当时任外交部次长的王家祯告诉我父亲说，日本驻南京的大使川樾也正查找我父亲的下落。这足见占领东北是日本政府蓄谋已久的侵略决策了。
这时候，关伯伯已赋闲，曾到上海来找我父亲，住在我们家。因为他在洮南就认识我了，就显得更亲切了。他常拉着我的手，问学了哪些功课，想家不想家，恨日本鬼子不恨……
那时节，关伯伯常愤愤地自言自语，叹息中国为什么这么软弱、当局为什么不让抵抗，总悲叹东北3000万名同胞遭遇苦难。他还和我父亲经常说起“中村事件”。从他们的言谈中，我逐渐知道了“中村事件”的真相。父亲还告诉我说日军占领东北，侵略中国，是日本几十年的国策。中村这事纯粹是日本找的借口。
1936年夏天，有长春的熟人来上海做生意，告诉我父亲说日本人正悬赏捉拿关伯伯和他两个人。3团1营营长陆鸿勋本已投到伪满军当炮兵团长了。日军查出是他捉住中村的，立刻把他关押起来，严刑拷打，又把他押到洮南，挖出他的心肝来祭中村。日本侵略军的残暴可见一斑。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我父亲到榆林马占山部任职了。我母亲带我和弟弟回长春老家，胆战心惊地过了8年。
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关伯伯为“爱国军官”
经过8年抗战，关伯伯的职务只是一个军的军需处长。1946年国共和谈。国民党为借重关伯伯抗日的声望，让他当了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的代表，军衔还是上校。 
那一年，我们家搬到北京，我父亲也从陕北回到北京。关伯伯常来我们家和我父亲叙谈。他很关心我的学业，说大学毕业后要出国留学，回来后要为国家好好干一番事业。
资料图：沈阳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
新中国成立后，党以关伯伯抗日的功绩安排他任省政协委员，并在宁安抗日纪念馆工作。我父亲也是政协委员和省参事室参事。关伯伯来开会，每次都找我父亲叙谈。
1956年，为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周总理在北京接见了参加西安事变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代表。关伯伯和我父亲作为“中村事件”的当事人，也应邀参加了。席间，周恩来总理亲切地称关伯伯为“爱国军官”、“爱国民主人士”。关伯伯当时激动万分。
我因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当医生，直到1965年关伯伯去世时也没再见他老人家一面。后来我到美国波特兰讲学，遇到几个长辈。他们常提起关伯伯，对他都十分敬仰。
（摘自2006年8月1日《中国国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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