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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滇庆教授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之后，2003年12月12日发布了第215期长城金融研究通报，就此事说了下面一段话：“依长城金融研究所或者我个人现在的名声地位，倘若给某个企业作咨询，收个10万20万美金，司空见惯。你到毕马威、摩根斯坦利去打听一下，咨询费用大概是个什么档次？他们派出的人是什么档次？不过，倘若我收了某个企业的咨询费用，一定会按章缴税。不是吹牛，如果我开口的话，别说是8万美金，再多一些也要得到。”
然而苏建国事件将泰隆牵涉其中，王钧被有关部门调查。进而，谣言四起，浙江台州发生挤兑事件，人民银行调集大量资金平息事态。在巨大金融风险的压力和其他因素作用下，王钧安全归来。人民银行鉴于泰隆信用社金融风险的干预，使得泰隆通过“研究”完成民营银行的梦想提前落空，泰隆最终退出研究计划。
虽然以上的情况很难说它非法，但在“良心”与“利益”之间，另外一些情况就比较令人深思了。
以下这些圈内的“传言”，显示出了经济学界的“复杂”。
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杨帆教授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提到了一件企业花钱请经济学家替自己宣传吹捧的事情。上个世纪80年代，中农信总经理翟新华出书后，花钱请经济学家论证，北京某著名学府的一位经济学家就露骨吹捧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现在这样的用语该经济学家早已不提──是天才(翟新华后来因为腐败落马)。
关于这位经济学家，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左大培研究员还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另一件陈年往事。左透露，他亲耳听社科院一位领导对他们讲，大概10年前，在一次会议中上洗手间时，这位领导亲眼看到某人追上去，递给这位专家一个红包，请他一定在股市上“讲讲”。当《瞭望东方周刊》表示试图去采访这位领导时，左大培说，“不用了，领导说话都是很谨慎的，他不会对你们说的。他跟我们讲起是在私下的场合，随便聊的时候。”
人民大学的孟捷教授向《瞭望东方周刊》透露了一件自己有所耳闻的事情:京城某知名经济学家，以前与红塔集团已经下狱的前董事长褚时健过从甚密，经常往红塔跑。后来两人“合写”过两本书。“据传褚时健曾送过他一辆轿车”，孟教授说。
传言仅仅是传言。但圣洁的经济学圈子里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龌龊”的传言？一些经济学家为什么要“败坏”另一些经济学家的形象？这才是让人郁闷的。
“大部分经济学家是主张正义的”
当《瞭望东方周刊》提到不少主流经济学家担任企业的独立董事时，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教授不假思索地回答：“独立董事没有实际作用，只是为了加强企业家和经济学家联盟!”
“那您认为经济学界是不是存在利益格局问题呢？”
杨帆说:“中国企业界分三个集团。一是投机集团，经济学界的代表人物就是厉以宁、萧灼基、韩志国；二是民营企业集团，是干实务的；三是买办资本集团，正在兴起，理论界的代表就是吴敬琏、林毅夫、樊纲、张维迎、江小娟、张五常等。任何社会理论都代表一定的利益和社会集团。按马克思说的，利益集团必然要争取把自己的利益上升为政策，还要寻找理论和理论家，要掌握自己的宣传工具。”
杨帆认为，中国的民族资本、民营资本在国内好像是强者，但在世界上实际上是弱势群体，因而不能赞成弱肉强食，不能相信新自由主义那一套，必须要有国家保护。“民族资本现在还没明白过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那一套实际代表的是买办的利益。”
然而经济学家钟朋荣却不这么看。钟朋荣认为,经济学家做研究,立场观点都是站在国家一边的。钟朋荣表示,“我是不会因为拿了哪个公司的研究经费就怎么样，就替他们说话的。不要以为站在富人立场上，就是站在穷人对立面。现在穷人更需要富人”；“民营企业发展好了,受益更多的是穷人,而不是民营企业家自己”。仔细品味，钟教授的话不能不说也是一种立场。
复旦大学经济系袁志刚教授认为，在民营经济的成长过程中，经济学家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整个长三角民营经济的发展，与经济学家的研究推崇关系很大。至于经济学家是否会因在民营企业的现实利益，而使理论研究和政策建议的公正性受到影响，袁教授说：“这应该不会。经济学家一般都是凭着真理说话，不管在公众舆论，还是宏观政策，或者是在现实利益上，不会为了你那个企业说什么话的”;“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政策问题是个公共产品，某个民营企业不会因为你某个经济学家说了什么好话而为你付费。这种情况在俄罗斯有，但中国现在还没有出现像俄罗斯那样富可敌国的寡头，还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袁教授说的俄罗斯的寡头，指的是俄罗斯六家最大的寡头，控制了国民经济一半左右，从而深刻影响了俄罗斯的整个社会。中国的民营经济的实际情况是否如俄罗斯那样呢？
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数字:截至2002年上半年，全国私营企业数达到221.52万户，私营企业中的从业人员达到2930.6万人。而个体私营经济已经占到了国民生产总值的20.46%,占全国税收总额的9.3%。全国工商联2000年度上规模民营会员企业调研结果显示:2000年营收总额、资产总额、纳税总额和净资产四项指标规模最大的企业,均为联想集团控股公司，分别达到284.4亿元、136亿元、5.57亿元和63.6亿元;员工最多的是希望集团有限公司，达到21500人。
钟朋荣认为，民资的突破仍受到许多限制，在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待遇，民资与外资和国有企业相比还有不少差距。在某些行业虽然没有明文规定限制民资进入，可“明宽暗管”的现象十分严重。金融体制对民资仍存在限制。民间资本的合法权益尚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民营企业的财产、商业秘密、知识产权及人身等方面的安全，都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仍然存在不少问题。“民营企业家最担心什么？最担心财产的安全性！”他认为，这都需要经济学家和社会各界大力呼吁。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知名经济学家一夜间成为了各大高校推销的“卖点”——北大、清华、复旦等名校动辄数十万学费的“总裁班”把知名经济学家作为“生源大战”的“法宝”；许多为求生存安全的民营企业家纷纷酝酿“一石双鸟”──知识“充电”和编织高端人脉网，甚至在经济学界挑选利益代言人──民营企业“拜师、求知、交友”，通过独立董事、顾问、课题研究等有偿职务或者课题资助等形式，利用经济学家达到影响政府政策的目的，这实是市场经济迈向成熟过程中的一种无奈。这也反映出，寻求突围的民营企业家面临着新的理论和实践挑战:联盟社会精英，拓展经济与政治新空间。换句话说，即便经济学家为谁代了言，也不能就此否定其理论的价值。当前要做的只是规范代言的程序，并且使其更加透明，消除个别“害群之马”。
在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开设的“总裁高级研修班”任教的谢百三教授听了《瞭望东方周刊》提出的问题后说:“国外都是私营经济,根本就不存在你这样的问题。经济发展当然就是私营经济发展。只要是正常的经济学家,大都会支持民营经济。”在谢教授任教的总裁高级研修班,一年共30天的课程学费是34800元,学员中的民营企业总裁占一半,加上上市公司高管、国企总裁、金融企业高管，超过了90%。复旦大学副校长郑祖康并不讳言,希望研修班把“总裁和复旦联系起来”。
谢教授说，“大部分经济学家是主张正义、有理想的。他们不需要靠谁养！反过来讲，就算被养着又怎么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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