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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性成为一种“内驱力”
当一些都市中产男女的“婚姻道德感”集体陷入“无可奈何的沦落”后，他们开始在社会规则中寻找夹缝。这些人白天是公务员、企业白领、国企中层干部，晚上则热衷于一种叫做“交换温柔”的新型伦理。在这个时候，性——就无可避免地成为一种急于突破传统道德的“内驱力”。
有很多社会组织方式的演变都是从婚姻开始的，美国上世纪60年代著名的“要性，不要战争”催生了声势浩大的反战浪潮；中国的五四运动改变了中国人在传统的礼教桎梏之下的婚恋观；毛泽东在根据地建立起他的红色政权时首先提倡的是土地运动和婚姻自由以及妇女解放。
性得以成为一种“社会力量”也是因为它自身的内驱力使然。
“花花公子”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它在2004年岁末试图借助它的“性名声”登陆上海建立它在中国大陆的首家俱乐部但未获成功；另一本家叫做《男人装》的中产阶级男性专有杂志却让中国的美女明星们涂上了牛奶，向男人们展示她们的曼妙身姿；当知名避孕套品牌杜蕾丝的全球性调查说每一个中国人平均拥有高达19.3人的性伴侣时，大多数处在性饥渴状态下的大学男生们却没有感受到这种幸福，他们被校方禁止在校外租房，其理由显然并非仅仅是为了方便管理；舞蹈演员汤加丽在摄影师的镜头前轻解罗裳，但是大多数中国人却并没有注意到她的这一举动带来的革命性意义而仅仅停留于争论：裸露的尺度到底应该以什么作为底线？
这一代中国人的性意识仍然停留在解放和禁锢之间的混沌状态。
那么，正在中国一些都市白领中悄悄蔓延的“夫妻俱乐部”真的能够成为打破传统道德桎梏的代表吗？在恩格斯看来，在西方社会中，妇女的从属地位、私有制的出现、以及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变，毫无疑问都与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在人类社会的产生紧密相联。而一夫一妻制家庭之所以的产生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延续。
作为社会中产阶级的换妻者们，为什么要参与这种可能导致财产麻烦后果的“出轨把戏”呢？
他们试图突破性的桎梏却只能以改善夫妻生活的名义；他们力图打破限制他们肉体快乐的一夫一妻制却祭出了“家庭忠诚”的大旗；他们要挽救走向末路的婚姻却采取了性游戏的方式。
人们通常认为，花开的时节，成群的雌蝶和雄蝶在花丛中追逐交配的场面可以被赋予“性解放”的社会学意义——但是，只有动物学家们才了解，在通常情况下，蝴蝶一生只交配一次，极少雌蝶有二次交配的现象。
“好的感情是可以经历很多的风雨的。”心理学硕士胡应希在很多时候静下来的仔细想想的时候会这样说。显然，他所说的风雨也指一场前所未有的“冰风暴”。而在电影《断臂山》里，当一个即将分崩离析的家庭在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理智和情感”的危机之后，李安让班一家人重新找回了家庭生活往日的温馨。
但愿，胡应希们只是一群暂时离群的亚当和夏娃，而他们所经历的，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道德沦落——那么在沦落之后呢？他们会不会重新走向爱情与家庭的全面回归？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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