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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水平民主最为经典的例子，就是印度中央政府长期的财政赤字。这完全是政客们为了讨好选民博弈的均衡，其结果就是公务员工资的低下，诱发大规模的腐败。所以，印裔政治学家法瑞德·扎凯瑞尔（Fareed Zakaria）在其最近的畅销书中就提到，不恰当的民主是没有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他的主要论据就来自印度。
有限效力的法制
印度不仅标榜民主，而且以法制为骄傲。的确，印度的法律建制是比较健全的，从中央的最高法院到省级的高级法院再到各个地方法院，都沿袭了英国殖民时代的建制。但是印度的经济者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地方上发生纠纷时，一般不会轻易找法院，因为法官的腐败众所周知。印度法院系统的效率也是非常低下的。有人说，要处理完印度法律系统的积压案件需要350年的时间。
当然，印度的法制还是有一定效力的，最近德里市治理污染一案可以证明。印度的环保局由于没能在环境污染问题上和德里政府达成共识，便怂恿一位环保斗士以个人名义在印度最高法院上状告德里政府控制污染不力，侵犯了德里公民享有清洁空气的权力。在环保局暗中提供的大量数据支持下，此人奇迹般地胜诉了。德里政府不得不花费大量资金重新装配公共汽车和三轮出租车，同时建立了一个液化天然气的加油站网络。但这样的案例少之又少，大量的案例则是其法律系统所无法解决的。
不难理解，在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的社会，法律体系并不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高效。俄罗斯的情况（见上期本栏目文章）就证明了这一点。事实上，美国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也是为了弥补其法律体系的不足，由此才完成了美国经济的起飞。
可畏的人才优势
印度的初等教育系统效率十分低下，很多学龄儿童得不到应有的教育，但是印度在高端人才的培养上是十分成功的。
以经济学为例，活跃在国际上的顶尖经济学家中就有一大批是从印度完成本科教育后走出去的，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还有一批完全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顶尖经济学家，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巴格瓦蒂（Bhagwati）、普林斯顿大学的迪克森（Dixit），还有英国剑桥大学的达斯噶普塔（Dasgupta）。印度国内的经济学者也可谓人才济济。如果说在中国合格的经济学家只有5个左右的话（笔者在此争论中保持中立），那么用同样的标准，在印度国内至少应该有50位合格的经济学家。
更重要的是，在当今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的最高领导层中活跃着一大批在印度接受本科教育，可以说是印度培养出来的高级人才，如麦肯锡公司前CEO拉雅·古普塔（Rajat Gupta），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任首席经济学家、副总裁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 Rajan），美国《时代》杂志社的总编、《外交事务》杂志的主编、前面提到的政治学者法瑞德·扎凯瑞尔等等。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层管理者中，也有大量印裔的专业人才，其数量远远超出任何其他国家。在高科技领域，印度的优势更是有目共睹。在高端专业人才上的优势，无疑有助印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从印度的发展中汲取经验
可以说，印度永远属于中国的参照系，中国可以而且应该从印度的经验中汲取崛起的力量。这当然是一个庞大的课题，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综上所述，笔者只谈点滴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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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民主制度应该缓行，过早引入西方的民主制度只会带来不自由。第二，法制不能神化。在发展中国家，法制不可能像在发达国家那样有效。因为一个法律制度的效率，有赖于一系列基础性制度的建立，如廉洁的法官、行为受到约束的律师等等，这些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是难以建立的。因此，利用法制系统来约束政府的做法，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恐怕是很难形成的。第三，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可以完全物质化。一个社会的和谐安定与否，不单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平等性，还有很多主观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其中，建设和谐社会的努力恐怕不能仅仅放在减少收入差距上，其他一些文化上、意识形态上和精神上的努力极为重要。
此外，高端专业人才的培养非常重要。可以想像，一些国际组织和国际公司将来的决策可能会倾向于印度方面，而不见得会对中国有利，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因此，我们要学习印度，鼓励中国学生融入国际化的教育体系，并在国际机构中发挥他们的特长和才智，这对中国的长远发展十分重要。在这方面，日本提供了一个反面例子。日本在经济规模上已经是大国，但在高端人才的培养上却远逊于印度。这也许是日本在经济外交上步步被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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