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久保体弱多病，又是在小企业里工作，薪水不高，请假看病等误工以后，每月能拿到的工资自然就少了很多。从他的家庭人口与纳税情况看，是属于要退税的人。
不过，大久保要税务所给他核实纳税情况，更多的是要一个完税证明。由于他的收入比较低，所以他可以向区政府申请减免孩子上小学、上学童俱乐部(小学三年级以前的学生可以在3点放学后，来这里看书写作业，有老师辅导监督)方面的费用。日本法律规定，家长有义务让孩子上学，对经济条件比较困难的家庭，政府减免其学费及其他费用。
大久保不认为自己属于“下流社会”里的人，房子是自己的,单位就在附近，用不着开车，也没有车。孩子的学杂费开支并不大，但按他的收入是可以减免的。大久保说，“4月以前能拿到区政府的回复，我的收入不是很高，能申请减免孩子的学费。”日本的小学、中学教育是免费的义务教育，书本、午饭的费用也很低，家庭困难的人，可以申请减免这部分费用。从农村、地方来到东京的所有人，都有权利让自己的孩子进附近的学校读书，从未听说有缴纳转校费、代培费用的。
农村的情况怎样呢?在日本我走访了不少农村，看到那里最好的建筑是校舍，小学、中学的校舍均建造得十分牢固，校内有很大的操场。遇到自然灾害，日本人第一件事是去小学、中学避难。在日本各地，小学、中学还是地方、中央选举时使用的投票场所。日本并没有多少城乡差别，农民收入不低，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而让农民家庭的学童辍学的。
国家是教育经费的主要负担者。从东京都品川区的财政支出上能看到一个侧面：品川区只有22平方公里，2005年人口为33万，区政府收入1134亿日元，支出为1058亿日元。在支出中，最大的是民生费(311亿日元)，教育费为116亿日元(约占11%)，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教师属于公务员，其工资算在职员费(248亿日元)中，教育费就是用来建校舍、购买教育设备的。拿出财政支出近11%的经费用于教育，可以看出日本在培养人才方面是下了功夫的。日本能够长期保持经济大国地位，有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的存在，与其教育体制是分不开的。
富庶的农村是国家稳定的基础
从国力上看，日本国土为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人口为十三分之一，国土窄小，人口众多，日本就业压力很大。但战后的60余年，除了在1993年以后“失落的10年”以外，日本基本上是个劳动力匮乏的国家。人人有工作，劳动力相对不足带来了工资的提高，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基本上在同一时期内，有了大致相同的提高。
日中经济评论家西忠雄认为，“富庶的农村是日本社会长期稳定，经济不断发展的最根本原因。”2月22日见到正在北京访问的西忠先生时，他首先强调了日本农村的作用。
在东京，记者认识的日本一家大报的老记者，他讲中文发音很好，但不能讲出像样的句子来。接触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生在中国东北，日本战败后才回到日本。“那时我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人，从中国东北回到了日本九州农村，在这里学的日语，干农活，上大学以后，我才到的东京。”战后大量日本人从海外回到日本时，是日本农村接纳了数百万的军人、接纳了数百万移居海外后又回到日本的侨民。
1947年到1950年的日本“农地改革”(土地改革)，让日本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西忠雄认为，日本的农地改革是对旧制度的一场革命。1945年到1947年前后，日本工农运动如火如荼，但在实施农地改革后，农民有了土地，农村的运动销声匿迹了。在城里人还没有找到稳定的生活的时候，“农民有了土地，农产品价格不断上涨，日本是农民先富了起来。”西忠雄说。
但是，一旦工业、城市发展起来了，无疑会迅速超过农业、农村。美国是采用农业机械化、农场化来解决农业发展速度、农村问题的，日本则通过在农村建立农产品流通体制、在国家财政上长期拨巨款补助农业，维持了农村的稳定与富足。
从日本西端的鹿儿岛到东端的北海道，记者无论去哪个村的村委会，都能使用平坦的柏油路或水泥路。日本山多，大面积的耕地非常稀少，日本农民的人均耕地并不比中国多，但没有见到撂荒现象。相当于中国农村供销合作社的日本农协，在大的水稻产地有自己的水稻加工中心，替农民保管粮食。
西忠雄说：“日本政府主要采用高价收购大米等农产品的方式，实施对农民的补贴。”日本农民则在几十年时间内，基本上把选票投给了自民党。“因为自民党也代表农民利益，他们立下不少名目补贴农民，农村不仅有农田，还有自民党的‘票田’。每次选举时，自民党来这里收割选票。”西忠雄笑一笑说。稳定的农村，支撑了一个稳定的自民党政权，除了短时间让出过政权外，1955年以来自民党一直是执政党。
富庶的农村，带来了日本社会的稳定，也带来了日本政治的稳定。不会因为经济差别过大，造成城乡之间的劳动力剧烈流动。日本劳动力既能滞留在农村，也能在需要的时候输送到城市，没有给日本就业造成太大的压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