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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南风窗 2006年02月17日
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教授，2005年7月到10月，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之邀做访问研究，得以对新加坡的制度亲历考查。回国后，他撰文总结考察成果，认为国内官员、学者所推崇的所谓新加坡经验其实存在很大的偏颇和误解，对人们了解新加坡产生了相当大的误导。
为此，本刊专访蔡定剑先生，请他谈谈他所了解到的新加坡经验。
令人困惑的新加坡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中国国家领导人，都对新加坡推崇有加，大量的中国干部被送到新加坡学习考察，你作为一个法学家对新加坡的兴趣是从何时产生的？
蔡定剑（以下简称蔡）：过去我也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只能从有限的渠道了解新加坡。确实有大量中国官员去新加坡考察，但他们中大部分告诉我们的新加坡让人不可理解。这些年新加坡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眼中是一个异数。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国家不民主，不让人民充分享有监督政府的权力，政府就必然堕落为人民的老爷，就不可能使政府廉洁勤政，建立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但新加坡却让我们无话可说：它相信权威主义，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没有充分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建国40年来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父亲可以隔代传位给儿子；它同样很文明，没有人随地吐痰，洁净的空气，优美的环境，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老百姓至少看上去似乎生活得很幸福。大家对新加坡都很羡慕，很多中国人都想去留学，或者以各种形式移民去那里。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很困惑，把中国变成一个大新加坡不是挺好吗？
这些问题实在想不通，所以这些年我也没有专门去考虑它，直到有了2005年这次机会真正近距离地观察新加坡。
《南》：就您的观感，我们有没有可能把中国搞成一个“大新加坡”呢？
蔡：我感觉我们确实一度很想把中国搞成一个“大新加坡”。比如中国老百姓对官员腐败非常痛恨，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程度比较高，为什么呢？原因是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高，他们工资水平高就用不着搞腐败了。这条经验非常容易学，要想让我们国家的公务员清廉只要给他们加工资、加福利就可以了。
这些年来我们国家公务员确实常常加薪，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有看出，公务员加薪和他们廉洁程度的直接关系，是因为我们加薪加得还不够多？还是这条新加坡经验不适合“中国国情”？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没搞清楚。
《南》：对于新加坡的误读可能有两种，一种是所谓新加坡奇迹本身没有我们传得那么神，还有一种是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奇迹，但背后的原因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
蔡：我的感受主要是后一种，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华人社会的一个奇迹。
它良好的社会治理就不用说了，我刚到新加坡就感觉整个政府权力实在太大了，掌握的经济资源非常多，比如在街头我看到很多漂亮的小区，就问这是谁盖的房子？他们告诉我居然大多数都是政府盖的。这些他们叫“组屋”，是给普通收入水平的居民提供的一种低价商品房，而且由政府来分配。大家都知道住房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在不同的地段，不同的朝向，不同的建筑材料使用水平，价格差别很大。我本能地想到，新加坡的政府官员，会不会在最好的黄金地段，用最好的材料盖一批豪宅，然后以“组屋”或者“经济适用房”的名义，低价分配给政府官员及其家属、作为工资之外的隐形福利呢？我询问了一些普通新加坡人，他们都觉得这在新加坡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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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经验：政府的廉洁高效靠什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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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不在政府之外、政府之上，而是在政府之中，在选区人民群众中。行动党不显示权力，而是时刻告诫不忘人民，不能脱离人民的支持。并且从制度上保证这样做，这才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民主体制下一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所在。(中国青年报)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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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之道——专访《联合早报》总编辑林任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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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政府对报业的管理是宏观的，主要通过制定《诽谤法》等一系列法令来约束报业的行为。一件事发生了，只要消息是确实的，我们肯定会报道。因为不报道的话小道消息传播得更快，会导致谣言四起，人们添油加醋地进行歪曲，效果更不好。 [详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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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新加坡放弃“科技岛”选择开堵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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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打破禁忌开设赌场，除印证“形势比人强”外，也显示了“实用主义至上”的治国理念。李光耀最终也承认自己的认识有盲点，时代的变化让他认知到，当年拒绝世界一级方程式在新加坡建赛车场的决定是错误的，他过去一直忽略流行文化可能带来的庞大经济效益。 [详细] |
而对我来说更不可理解的是在一些高利润的竞争性行业，新加坡政府居然是直接投资者，比如我们都知道的苏州工业园居然是新加坡政府投资的，这里面的决策和实施过程中，都给政府和负责的官员留下了太多的寻租空间。这样一个国家，政府有这么大的权力，它的官员居然保持不腐败，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从我们的经验出发简直无法理解，但新加坡确实就是这样。
被曲解的新加坡经验
《南》：国内对于新加坡经验的传递、报道，问题出在哪里？
蔡：这些直接或者间接的报道，大量都是断章取义的，多年来只让人知道一面，而没有让大家了解另一面。公众所接受的信息是经过很不负责的过滤的，所以我这次在新加坡本来是以学术交流为目的，但回来却写了一篇极不学术的文章。
就拿“高薪养廉”来说，我们这么多年来说得有鼻子有眼，确实新加坡高级领导人的收入表面上看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是，有两点我们没有注意：一是这些拿100万以上高薪的人很少，政府部门估计也就只有30人左右。二是这个薪金是政府给他们的全部收入，部长包括总理都没有专职司机和汽车，上班开自己的车，有大型公务活动政府才会派车。他们需要纳税，而且没有政府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都要自己上商业养老和医疗保险。
如果一位部长在大选中落选，不能当部长，那他什么也没有了。部长薪金看起来很多，但这是全部收入，再不能有其他收入，也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待遇，连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样到市场上购买。
另外，新加坡的政府中公私分得很清楚，有一件事就对我震撼很大，是一位新加坡部长应邀来北京公务，有点业余时间想看看北京有特点的地方，我介绍了一处。部长一行四人要打车过来，我说还是我开车去接吧。我跟部长开玩笑说，能给部长开车对我是不可想象的事。
把这些都考虑在内以后，我觉得相对于新加坡的整体富裕程度来说，如果以中国作为参照系，新加坡的官员总体从自己岗位上获得的利益并不算高。 (续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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