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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新加坡的官员并不是借助政府权力和关系网才变得身价倍增，通常他们在进入政府之前就已经是富人，能够获得很高的薪酬，比如一个原来能在企业得到300万年薪的人，进入政府获得100万年薪，这只能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收入，而不能算高。这些人该有的都有了，本来就是社会公认的精英，进入政府的出发点往往就是为了回报社会。
被忽略的先进执政理念
《南》：关于新加坡的“权威主义”一说您怎么看？
蔡：新加坡确实可以说是权威主义，但他们的权威主义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现在它选举得票率是百分之七八十左右，但是也有活跃的反对党存在，虽然目前比较弱小，不过这些反对党合法地以谋求执政作为自己的目标，所以人民行动党一旦失去了民心，不需要任何社会震荡，它就会被轻而易举地选下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权威主义是受到民主和宪政框架制约的。
新加坡目前的选举并不是很公正，他们自己私下也承认：人民行动党作为执政党，利用手中的权力制定选举规则、运用财政和政府资源、操控选举程序，比如在选区划分、候选人资格审查等方面，还有利用媒体舆论，甚至不惜用司法手段打压反对党。但不管怎样，它在形式上还是多党制，党还是要靠打“选战”，最终要靠多数人民的投票支持才能执政。党不能强迫人民投票，而只能靠讨好人民、取信于人民才能执政。正是这一点，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并被人民和国际社会承认其合法性的基础。
另外新加坡有一套先进的执政理念，新加坡的新闻界确实也不敢随便批评政府，但他们的政府并不会直接干预媒体的运作，而是通过事后法律起诉，比如告人家诽谤罪、公开答辩这种方法来解决。另外当媒体和舆论真正对政府官员有批评的时候，政府往往并不采取封杀的措施，而是主动曝光，向社会全面披露，有问题就主动检讨、严格处理，没问题也向社会解释。
前些年，据说李显龙有一次买了一处房子，是用折扣价买的，坊间议论得沸沸扬扬。新加坡民众在这方面非常敏感，很多人觉得里面肯定有猫腻，是李显龙和地产商之间的隐性贿赂。结果新加坡政府包括李光耀积极调查、主动公开，坦白地告诉大家，李显龙买房子接受了大约10%的折扣，老百姓一听，觉得这样的折扣处于商家促销的合理范围，就理解了。还有一个部长被怀疑在工程中收受贿赂，公众对他的传闻很多，于是政府主动对他进行调查，虽然没有掌握能够判刑的证据，还是让他辞职了事。
而且人民行动党多年以来保持高度的自律，这和它的高层领导人多年以来的率先垂范是分不开的。如果以李光耀为代表的领导人，不公开自己和家族的财产，透明地接受人民的监督，全党上下保持廉洁估计会很难。
很多去过人民行动党总部考察的中国官员和学者，都对行动党总部的小楼表示惊讶。这个执政40年、成就辉煌的党，总部坐落在偏僻但交通方便的机场路边，仅是在许多居民组屋中间一座再普通不过的二层小楼，办公室和会议室设备简陋，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用我们的话来说，没有太多的“党产”。
究竟是因为人民行动党保持了这样廉洁俭朴的作风，才能持续地赢得选举，还是因为他们必须赢得选举，才保持了廉洁俭朴的作风，无论怎么理解，都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
缔造奇迹是靠儒家传统吗？
《南》：对于新加坡的成就，有两种观点，一种归功于儒家传统和“东亚价值观”，但前几年又听说，李光耀在瑞士达沃斯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上承认，新加坡在应付上次东亚金融危机时的表现，并不是因为亚洲价值观，而是因为“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您的观点倾向于哪一种认识？
蔡：我觉得还是西方价值发挥的作用比较关键。它的完全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一套英国留下的法治传统和公务员制度，发挥了最基础的作用。虽然他们标榜一套融合儒家和法家思想治国的理念，但核心的东西应该说是和西方接轨的。
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往往都受过西方的高等教育，他们的领导人都是出身资产阶级，并大多是受过剑桥教育的大学生。有一点我印象很深，在新加坡下层人一般都说中国话，比如你坐出租车，或者在小摊子吃馄饨，你和老板用华语交流完全没有问题；但你到政府办事，大家说的都是英语，好像一下子切换到另一个系统，好像你在和一帮黄皮肤的欧洲人打交道。
《南》：儒家传统和价值观有没有发挥部分积极作用呢？
蔡：当然也有，如果说儒家文化在政府运作中的积极作用，以我的观察，“选贤与能”可以算是儒家的。它是标榜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党，而它的一些包括李光耀在内的领导人也确实是一批受过西方系统教育和熏陶的精英，所以能够成为人民行动党党员，在新加坡代表一定的社会地位。
据说在新加坡只要你有了一定的成就，而且社会声望比较好，人民行动党就会主动来发展你入党，他们也有类似我们中组部的组织，不过他们特别留意一些没有政府工作经验但是优秀的人，比如企业的优秀管理人员。他们会举行一些茶会，邀请大家来交流，同时暗地里观察你，如果你让他们满意，并且表现出服务社会的热情，他们很可能再约你专门出来喝茶，这时候就会邀请你入党，加入政府。
新加坡可有教训？
《南》：我们强调了很多新加坡的经验，但硬币总有正反两面，您能否总结一下，值得我们警惕的新加坡教训？
蔡：这也是我在新加坡考察中最关注的问题，有时候我和新加坡人交流，也问他们觉得自己的社会有什么问题？最突出的就是，政府包办了几乎一切，导致人民思维不活跃，一个社会的创造力被扼杀，过于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缺乏原创精神。新加坡学术非常落后，虽然国家投入了大笔钱，但是在科技上一直没有什么竞争力，这点让新加坡的知识分子非常忧患，他们自己也觉得新加坡这样下去会很有问题。中国现在要塑造创新型社会，新加坡这个教训值得吸取。
而且新加坡政府的一些“执政经验”，他们自己也不认为具有普适性，最简单的解释是新加坡是一个小国，比不上中国一个大一点的城市。新加坡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中是少有的一党长期执政的国家，对此李光耀的解释是：新加坡是一个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小国，不能出现多党纷争政治，否则将难以生存。他们经常用这样的话来告诫国人一党长期执政的合理性。
不知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看到了他们政府的权威，却忽视了他们通过细致的工作赢得选民支持，通过议会选举解决长期执政的合法性问题，这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这些所谓的新加坡经验对中国社会和国民有很大的误导成分，危害非常大。这样下去没有学到新加坡的精髓，却吸收了新加坡人自己都不喜欢的糟粕，如果我们及时反省还来得及矫正。
本刊记者 郭宇宽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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