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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ｌｅｘ（俄罗斯）／文
与中国人一起开会都堪称是“哑巴会”，奇怪的是，中国人私底下交头接耳时个个都挺能高谈阔论的，一旦到了正式会议上领导征询大家意见、看法时，他们的舌头都好像被割掉了似的一片死寂。大会上，站出来表态提意见的全是外籍职员，外国人于是成为离经叛道、故意挑刺的麻烦制造者。我询问中国同事，明明满肚子牢骚，有了表达的机会时为何却一言不发呢？他们回答：“干吗我要出那个头，又不是我个人的私事，中国有句古语‘枪打出头鸟’。”我曾提倡系里员工每周五搞一次早餐聚会，大家聚在一起交流各自教学、科研的心得。第一个周五，我汇报了自己的科研现状；第二个周五，一位美国同事作了报告；第三个周五，一位访问学者发了言。到了第四个周五早晨，我们这几个“外来人员”都已表述过了，该轮到香港本地同事汇报了，然而香港同事个个沉默不语，早茶会最后就这样“无疾而终”。
与聚会上沉默寡言相反，私底下的飞短流长却异常活跃，人与人之间都紧张地相互提防着。同事总喜欢抱怨他人的工作条件、待遇比自己好，若我询问怎么个好法，他们的回答是：“那还用说，很明显就是好。”我又追问有什么具体例子，他们说：“具体情况就不便讲出来了，但可以感觉出来。”我与系里的美国、法国同事聚在一起揣测香港人的这种“感觉”，始终未能破解。由于人人宁愿天天去“很明显地感觉”同事，于是到了全系员工大会上，要大家谈谈各自的想法时，会场里始终鸦雀无声，个个好像都还在沉思、“感觉”着，但就是拒绝道明自己肚子里那些“很明显的感觉”。
系里有些教师去外面讲学捞了些外快，系主任在全系大会上宣读了一个通知：要求挣了外快者上缴一部分所得给系里。我当即提出这种做法不妥：“这是变相征收所得税，无论是系里还是主任都无权修改政府的个人所得税法律，这是违法行为。”系主任愣了半晌后表示：“你提醒得对，我们得尊重法律。所以我改为要大家以自动捐赠的名义缴纳３０％的校外兼课收入，我马上起草一份《自愿捐赠书》，每位员工都要签字。看来我们还得建立一个监督机制，让大家互相检举不上缴外快的员工。”听了主任的这番高论，我瞠目结舌。在场的员工则无人提出异议，我纳闷中国人怎么不敢挺身维护自己的权益呢？让同事之间互相监视和鼓励暗地里打小报告，这也太恐怖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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