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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海湾战争、“国际贡献论”与日本政治的岔路口
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政治变迁最重要的分水岭就是1991年1月的海湾战争。当时的日本海部首相原本想与以美、英为首的多国部队一起行动，但因为受到日本宪法第九条的限制，只好决定不派遣自卫队，并向多国部队支付了130亿美元的支援金。这相当于多国部队全部战争费用的20%，等于日本所有国民不分男女老幼每人负担1.3万日元。但战争结束后，在科威特政府经过美国政府的同意后所发表的感谢几十个贡献国的名单上却没有日本的名字，按照美国政府的说法，这是因为“日本只出钱没流血”。当得知这种以美、英为主的国际舆论对日本的负面评价后，日本官民和舆论界群情激昂，开始热烈讨论“国际贡献论”，导致日本政府部分突破了本国宪法的限制，于1992年提交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PKO）协力法》，然后经过1998年和2001年的两次修正《PKO协力法》，日本一步一步地全面参与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PKO）、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PKF）的维和活动。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爆发后，小泉政府明确宣布支持布什政府发动的这场战争，并于同年12月以人道支援为由决定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的地面部队作为占领军的后勤部队。
在近15年的变化中可以明显看出日本政府要把日本变成“普通国家”的意图，就是要通过国防立法和修改宪法来建立既可在国防上拥有自卫权、又可同时响应国际社会的要求向海外派遣武装力量的国家。
如果这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那些爱好和平的反战的日本国民肯定会站出来组织反对政府的大规模示威活动的。但时代不同了，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期的今天，日本社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前，并不是因为日本国民里没有爱好和平的势力，而是由于在很深刻的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当中，日本国民虽然觉得目前的政治状况很有问题，但也不敢、不想开展政治活动，所以不可能产生什么群众运动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美国议会的伊拉克调查团从2003年下半年到2004年10月对伊拉克是否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进行了调查，在最终的调查报告中得出了“没有储备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论时，全世界包括英、美、法、德在内的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活动反对伊拉克战争。但作为发达国家之一的日本国内却在东京举行了大约2万人规模的抗议集会，而其他地区则没有发生万人规模以上的游行示威。
五 爱好和平的日本国民的沉默与中国部分国民的反日情绪
问题就在于日本国民到今天也没有理性地认识到自己的真正姿态，当然也不会从外部人的视角来观察自己。笔者认为，相当一部分日本国民依然拥有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精神和愿望，但却不敢把它变成行动，也不愿意自行组织可以代表自己愿望的政治党派。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少数派的右翼势力反而乘隙大举“进攻”，通过几家月刊杂志、周刊杂志和民办电视台等大众媒体积极宣扬自己的观点。
在中国和韩国等近邻国家的国民看来，日本的变化显现为一种不分日本国家领导和普通国民、整个国家整体性地开始加速右翼化的进程。的确，因为多数爱好和平的日本国民一直保持沉默，所以不管他们的真实愿望怎样，他们的政治沉默在客观上起到了“拥护”日本政治在这15年间的变迁方向（包括右翼势力的兴起）的作用。
2003年9月，在珠海发生的日本游客集体买春事件以及同年10月在西安发生的西北大学日本留学生下流表演事件都引起了当地上万人的抗议游行。参与这些抗议游行的西安和珠海市民不一定熟悉上述日本政治变迁的真相，而把这些事件与“历史认识问题”、“战争责任问题”联系起来，将其攻击矛头不仅指向日本政府、也指向了日本的普通民众。
中国对日本进行批评是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开始发生变化的。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批评日本的言行都是通过中国政要在接见日本客人或在官方会议等公开场合的发言或讲话来表达的。一般中国国民几乎没有参与批评日本行动的机会。而从80年代起普通国民开始参加批评日本的活动，尽管最初的抨击对象限定在日本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到了日本战败50周年的1995年，这一状况出现了转折，日中两国国民之间逐渐产生了互相厌恶、互相冲突的局面，一直发展到了今天。在一部分日本民众看来，中国国民好像要取消“区分论”，改变区别对待的态度。
人们可以做这样的假定：如果日本社会上还继续存在大规模的爱好和平的反战国民运动，如果在近两年日本出现了上百万人规模的反对伊拉克战争的游行示威的话，那么2005年4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生的打着“抵制日货”等标语、将日本国民作为抨击对象的活动的情况或许就会两样，也可能规模更小，也可能就不会有“抵制日货”等口号的出现。
看来小泉首相顽固坚持去参拜靖国神社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他心理上有意无意地仍然信奉所谓的“一亿忏悔论”，不分青红皂白地认为所有日本国民都有战争责任，还认为不能将全部责任都推卸给甲级战犯，可以说其实际作用是要取消“区分论”。前任首相森喜朗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也说：“日本传统文化里所有人死亡后的灵魂都会变成值得敬重的神”，这也可算是“一亿忏悔论”的变奏曲吧。
这些也反映了日本社会上这30年间一直存在的信仰危机所导致的民众沉默无语的状况。而普通国民的沉默在客观上等于默认甚至袒护了本国政府的国防政策，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日本民众正在无意识地否定“区分论”。
六 结论
总而言之，今天中日两国国民和日本政府好像都要取消“区分论”，只有中国政府还没有明确自己的立场，于是两国国民之间排他性的、对立性的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严重。
但是，必须进行反思的是：应不应该放弃“区分论”。对于战争责任问题，一方面，每个日本国民当然必须明确认识到自己在战争中不一定是“被迫”地勉强参战，实际上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本着“爱国”精神积极支持战争的一面，并且多数士兵在战场上无条件服从上级命令，从这个意义上说，过去参战的日本部分国民也需要进行反思；另一方面，大部分普通国民在国内外舆论信息受到严格控制的军事独裁之下、在军国主义者的煽动下盲目地响应国家领导人的号召、积极参与“大政翼赞体制”，很难有自己决定自己行动的自由。
例如在1942年笔者的大哥与二哥应征入伍时，虽然笔者的三哥还不到征兵年龄（17岁），却自愿以非军人工作人员的身份参军前往婆罗洲岛。1945年3月，东京总参谋部不顾当地实际地理条件命令驻婆罗洲岛东海岸的日本守备队穿过茂密丛林转移到西岸。当地人都说这等于自杀行为，把它叫做“死亡行军”。果然，守备队在移动中就死亡了近一半的几万名士兵，终于到达西岸的士兵中又有成千上万的人患上疟疾等疾病而死。笔者的三哥就是这样病死的。而下达这种愚蠢命令的总参谋部领导人在战后没有一个被追究责任。[14]
上述例子表明，在谈到战争责任时还是应该遵守“区分论”的，一定要把国家领导人和普通国民的战争责任区别开来，这样才能真正彻底地追究以东条英机为首的甲级战犯的犯罪行为，进而也可以为恢复日中两国国民的真正友好关系创造条件。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日本国民有必要从“全民忏悔”、“信仰危机”等思想束缚下走出来，正确认识日本对那场侵略战争应负的责任。
【作者简介】加加美光行，1944年生，日本爱知大学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所长、教授，南开大学客座教授。
文章原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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