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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的美国书写：精英、草根
来源: 新京报 2005-10-13 作者:羽戈
薛涌先生属于第三代美国书写，这是其友人燕舞发明的一个说法，燕舞将董鼎山和董乐山兄弟划为第一代，林达夫妇划为第二代。这三代之间有什么差异？依照我的阅读经验，董氏兄弟是“还原式”地书写美国，林达夫妇是启蒙式的，而薛涌——在我读完其《直话直说的政治》、《右翼帝国的生成》、《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附带还有写大学和足球的两本著作之后——却不免有些糊涂，他声称自己只是介绍美国的图景，不是要教育如何学习美国，但在实质上，他还是祛除不了自己的价值取向，貌似中立的美国书写里依然潜藏着“中国关怀”，这也正是他区别于前两代书写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从精英这个话题说起。我们得明确一个事实，这个世界上的政治，无论被修饰得多么复杂和肮脏，于其残酷的本质，就是牧羊人与羔羊，或者说，主人与奴隶之间的争斗，薛涌这样断言美国政治：“美国虽然名为民主，实际上还是精英治国。这一点，看看近20年总统的文凭就明白了。“优秀的民主总是能够容许精英的存在及其能量的最大发挥，它们之间的冲突并不是致命的，只要能找准那个契合点——”就是精英政治家能够用最粗浅、简单的话和最‘没水平’的小民百姓对话“。如卡尔·曼海姆所言：”政策的确是在精英的手中形成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因此而失去民主，因为虽然每个公民无法自始至终直接参与政府工作，但他们至少有可能每隔一段时间让人感觉到他们的愿望，这对民主来说也就足够了。“而这正是美国草根民主的魅力所在，也正是精英论不至于滑向独裁论的保证。
在我看来，这等于是在暗示：没有民主的保障，空谈培养精英是无益的，甚至是一种危险的举措——不是对民主的拓展，而是对民主的背叛。美国人当然有资格抱怨民主导致平庸，譬如路易·帕灵顿以近乎揶揄的语调结束他的巨著《美国思想史》：“像约翰·亚当斯100年前所说的，每个男人的第一个需要是晚餐，第二个需要是女人……如果民主的原材料——大众——没有超越性欲和温饱的需求，那人类就是一些想取得优秀文明的可怜虫，社会理想主义者对美好民主未来的预测就像月亮一样虚无缥缈。”帕灵顿先生对民主宣战的高傲气度，构成了今天的美国培养精英的精神根基。
薛涌从各个方面阐发美国培养精英的过程：教育、体育、媒体、经济、政治等。而在任何一个方面，这种培养都少不了与民主的9牾。以《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的重头——教育——为例，薛涌一直强调美国的“反智主义”传统，一个大字不识的人，无论从政治权利还是政治人格上，与一位诺贝尔奖得主都是可以平起平坐的。“这种传统如果运用得当，就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和民主的草根性。”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薛涌在萨福克大学教育劳工阶层的遭遇，反智主义使得劳工子弟们只关心他们看得见的东西，当薛涌在历史课堂上讲授蒙古帝国对世界贸易的影响，便有学生打断：“为什么要谈蒙古？我这辈子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这种对知识的不屑，在早期的美国当然没什么危害，不上高中照样成为百万富翁的人物比比皆是；可是到了今天，教育的光辉被日益看重，其本身已“硬了起来”，那么知识的分化很可能导致阶层的分化，如果劳工阶层的文化行为不能及时改造，即便“经济平权”也不足以弥补草根与精英之间的裂痕，精英将会更加精英，乃至如欧洲的贵族一样，会沉积为一种可怕的世袭。当然，那则是对民主的反动。
因此，即便是在一个民主精神异常发达的国家，我们也要以足够的审慎来预防精英教育的险情横生。民主与精英的战争是永恒的，这是政治的本性使然。同样，我们也该警醒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右翼帝国的生成》与《美国是如何培养精英的》是一脉相传的，前者是对后者的印证：以民主形象大使自诩的共和国是如何沦为披上警察外衣的精英帝国的。关于美国国内的精英培养，健康的宪政体制可以维系它在正道上安然运行，从而不会与民主精神摩擦出熊熊燃烧的战火。而论及国际大势，谁能保证美国只是一个有责任感的精英，而不是势利的特权贵族？谁又能保证一些小国不会重复萨福克大学劳工阶层的覆辙？我愿意将答案寄托于薛涌先生的下一本著作。而鉴于昔日罗马帝国的悲剧，我们还是默念桑塔格的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悼念，但不要一起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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