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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产业”合法化的主张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倒退？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人类社会第一次由受尽剥削与压迫的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产阶级在包括我国在内的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中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阵营里，开天辟地第一次消灭了私有制，铲除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土壤，广大妇女从此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实现了男女平等，男女同工同酬。在婚姻家庭关系上实现了真正的一夫一妻制，旧社会的恶俗陋习被一扫而光，“纳妾现象”、“妓女现象”、“把他们的妻女送给‘老爷们’当姘妇”的现象，都被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扫帚一扫而光。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妓女们也获得了解放，开始新的人生，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从此，几千年来没有过的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和社会道德风尚在新中国的大地上诞生了，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欢天喜地的迈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亿万劳动人民真正过上了美满幸福的生活，妇女们有了自己做人的尊严。
然而，从上世纪末开始，在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刮起了一股“倒退风”，由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政策的进攻与各国共产党内上层叛徒集团的出卖，原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倒向资本主义，公有制倒退到私有制，于是，与私有制相伴而生的包括“色情服务”、“性产业”在内的各种丑恶现象又滋生泛滥开来。2000年，笔者去俄罗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现恢复圣彼得堡旧称）等城市，见到赌场、妓院都恢复了，许多公共场合都有幽灵般的妓女出没。在笔者下榻的宾馆，每晚的电视节目都有不堪入目的色情服务广告。2001年笔者去泰国，在风光旖旎的芭堤亚市，也见到成帮成伙的来自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年轻姑娘从事着被周先生称之为“性工作者”的“生意”。近些年，在我国许多城市也常常见到她们凄楚的身影。
至于我国“性产业”的情况，周先生的文章已经介绍得够详细了，无须笔者再着笔墨。不过，笔者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妓女、“二奶”，这些人大多是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子女。《词典》对“妓女”一词就作了这样的解释：“旧社会中被迫卖淫的女子”。试问周先生，当今中国的几百万的“性工作者”中，有多少“先富”阶层的子女？恐怕是很难找到的！
对于旧社会和剥削阶级遗留下来的这个社会毒瘤，周先生竟然公开鼓吹不能“受意识形态束缚”，要产业化、规范化、合法化，呼吁政府“借鉴西方国家政府公共管理经验”，设立“红灯区”，并且说这是“为构建文明和谐社会计”！真是不可思议。周先生不是一再大呼小唤的批评别人是“反对改革”，是“后退”吗？请问，你的这种主张，是不是后退呢？可以肯定，无论从党的章程、国家的宪法，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上看，周先生这种所谓“不能动摇”、“不能停止”、“不能后退”的改革主张，毫无疑问都是一种严重的倒退行为。如果周先生非要坚持这种是“进步”而不是“后退”的改革主张，那么好吧，就请这位倡导者，把自己的妻女动员到这个“进步”的“性产业”中来，给老百姓带个头好吗？！
主张“性产业”合法化是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观？
周先生的《色情服务需要产业化，规范化》一文发表之后不几天，又抛出《改革不可动摇》一文。几个月来，许多有正义感的学者对其进行了客观地分析与严肃地批评。可以说，这场争论，实质上是两种改革观的交锋与斗争。
周先生“性产业”合法化的建议，充分暴露了他的改革观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新式武器——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观。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主要标志是经济私有化，政治多元化，意识形态资产阶级化，集中起来一句话，就是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彻底“西化”。而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与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观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坚持、巩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前提下不断完善、发展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而不是否定、改变社会主义。这两种对立改革观说到底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周瑞金在文章中提出“中国又走到了一个历史性拐点。”“拐”者，即拐弯，改变原有的前进方向。本来“性产业”是一种资本主义倾向，周先生不是主张去限制它，铲除它，反而要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模式去肯定它，用立法的形式来支持它，发展它。周先生到底要让中国“拐”到什么方向上去呢？恐怕绝不是“拐”到社会主义上来吧？如果这样，就根本不存在“拐”的问题。现在不是有人也主张中国要“转型”、“转制”，甚至“转向”吗？美国副国务卿佐利克去年9月21日在“中国向何处去”的讲演中，就明确提出中国要尽快“转向”和“拐弯”的问题，“拐”到哪里去？当然要“拐”到“西化”社会制度上来！如此叫嚣，如此图谋，如此“后退”，并未见周先生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在这个背景下，周先生提出中国“拐弯”问题，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本来周先生所鼓吹的一套改革观，是出自帝国主义阴谋搞垮中国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观。但是，周先生在文章里竭力否定某些“改革精英”们与新自由主义有染，并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指责坚持马克思主义改革观的同志是什么“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矛盾，上纲为崇奉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加以批判和否定”。然而周先生并没有把你们不是新自由主义的理由和根据摆出来，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文字游戏，恰恰说明周先生的挑战实在缺乏底气。
周先生说：“否定改革开放就曾经成为一股甚嚣尘上的思潮。”如果说，你所指的“否定改革”，就是否定你们那一套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的话，那么，这种否定好得很！至于“尘上”“甚嚣”得还远远不够，更谈不上形成“思潮”！
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泛滥，在许多方面和领域“拐”向资本主义的倾向比较严重。在经济领域，有人主张“国退民进”，“国有企业整体战略退出”，把国有和集体企业全部卖光，实行彻底私有化；在政治领域，有人主张多党制，鼓吹“多元化”和西方的“民主政体”，甚至提出中国共产党是“非法”组织，而意欲打倒之；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散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到公开攻击诬蔑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地步。周先生在“答东方网编辑问”时，不是还攻击刘国光同志去年的一篇谈话中所批评的“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的话，也是什么“否定改革”吗？！在这些涉及党和国家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周先生是站在什么立场上说话，不是很清楚吗？！
由于新自由主义改革观作祟，产生的腐败之风久刹不绝，两极分化日益严重，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新的“三座大山”这些问题，周先生一方面矢口否认与新自由主义有关，另一方面又别有用心地把罪过归之于“旧体制”，是什么“改革遇到阻碍，难以深入、难以到位的必然结果”，这无疑与巫医让人吃砒霜，吃锝病入膏肓后，还要人加大剂量继续吃下去，没有什么两样！周先生给改革开出的这个新药方，依然是新自由主义那一套“砒霜”，什么不能有“‘仇富’情结”呀，什么实行“现代工商文明”啊，什么“公共品”要“打通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通道”啊，什么“只有改革才能救社会主义”啊等等。可是人们不能不怀疑，周先生是在“救” 社会主义，还是在“救”资本主义？
最后，笔者奉劝周先生一句，要珍惜自己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要再以鼓吹新自由主义来误国害民了！（写于2006年4月20日）
·皇甫平，向左走？向右走？
（来源：环球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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