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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踩到了社会焦虑的尾巴
凤凰周刊 特约撰稿员 刘玉皙
当大陆的朋友告诉我流氓燕的事迹时，我其实是带着欣赏与好奇的心情。一方面，对于内地的网络力量感到不可小觑；一方面，又为这样的女性网络偶像的个人处境小小地担忧一下。
一个网络人物成为了大众的偶像，虽然这个风潮总是充满着大众的恶意：尤其是，对于女性的恶意。这些网络偶像都是女性。而且，芙蓉姐姐也好，流氓燕也好，她们都积极接受中国各大媒体的专访，看来是借力使力，把这些暴力更加地喜剧化了，表演化了。
数字时代，网络时间总是以光速前进，一代新人换旧人，弹指之间，流氓燕的“时代” 或许也要过去了。就一个旁观者的角度而言，不论是骂名亦或赞名，对于单单一个天涯bbs，可以产生出这样的全民偶像，我感到相当的新鲜。在台湾，一个市井人物如果想要借着或可笑、或可鄙、或可惊的自身特质，跃身成为社会焦点，似乎只有透过已制式化的大众媒体才有可能，其中，又以电视为主要渠道。例如许纯美发迹于电视专访；柯赐海发迹于SNG（新闻现场转播）；王育成发迹于电视节目（一个老是以仿真剧情充当社会实况批判的电视节目“新闻追缉令”）。
在台湾，虽然有不少平面媒体记者针对网络文化做不定时的追踪报导，偶尔网络生活的风云人物和风云事迹也会上报，但那样的火红程度和大陆真是没得比，出现在平面媒体上的时间，也不过两天就下架。在台湾，单就一个BBS，是无法成为全民的甘草人物的。这显示出两岸媒体所蕴含的社会力的差距：在内地，电视媒体仍在管制之下，但是网络的普及程度已经超过台湾人的想象，不论是软硬件的配合，还是教育程度的提高，都已经到位，像流氓燕这样的沿海小城市贫穷白领也可以自由地在网络上挥洒她的时间、魅力与影响力；种种社会与经济的背景，说明了在电视不上位时，网络便代之而行，网络才是真正充满不可预期的、如脱缰野马的、老少咸宜的平民媒体。
不论是竹影青瞳、流氓燕，或是最新一代的网络偶像—芙蓉姐姐，老实说，我真的觉得她们都很酷。芙蓉姐姐其实并没有什么“罪过”：她的照片与文字挑战着“美”的定义，与其说是她平凡的外表惹人反感，倒不如说是她大无畏地、自我宣传的态度挑逗着社会的恶意。这一点其实显示出：这些女性网络偶像，从流氓燕到芙蓉姐姐，其实是踩在整个社会的焦虑上。
这个焦虑，是对身体的焦虑，是对女性审美观的焦虑，是对财富与阶级的焦虑，是对网络文化的焦虑。流氓燕或可视为女性性解放的一个例证；在不涉及猥亵他人的范围内，她把性拿到公领域来诉说，这不是一个性解放的例子吗？可惜流氓燕和芙蓉姐姐平庸的外貌和平凡的社经条件，使她们成为笑柄，而不是成为像希尔顿巴莉斯一般的淫荡女神。透过视频照片，分析照片的衣物背景和穿著打扮，多少中国网民仔细论证说流氓燕、芙蓉姐姐等这些在网络风光的偶像，其实是在现实里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可是，一个其貌不扬的女性，难道就不能享受性解放的成果？这显然是一种歧视。一个身为社会边缘人的女性，难道就不能享受性爱吗？这显然流露出笑贫不笑娼的伪道德标准。与其说流氓燕或芙蓉姐姐自取其辱，倒不如说，在社会观看她们的同时，她们使整个社会的焦虑集体现形。非常吊诡地，人们越焦虑，这些引发焦虑的人物就越红火。大众的焦虑灌溉了她们的花红。
流氓燕颇见功力的文笔与分析能力，或许也使她取得了相对有利的位置，这样的特质，也是她网络地位得以建立的重要关键。然而，这条路她毕竟是走得辛苦了。有没有可能，像台湾一样，性解放是以像何春蕤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做火车头的？以更精致的论述，帮助更边缘的群众取得发声的地位呢？
当然，我还是担心流氓燕或芙蓉姐姐的现实生活。透过网络生活的投影，她或许得到比较好的生活样态，使自己感觉良好，然而，这样的网络行为，她是否让自己陷入更艰难的现实处境？过着网络生活的许多人，多少也有几分她那样的心态吧。我想起以前我自己也常引用的一句话：“我把我的幻想当做现实看，因为我相信我幻想的现实性格。”什么是幻想？什么是现实？好一些的，或许是自我励志；糟一些的，或许陷入自我投影的迷宫。我也是这样的人吗？当你这样地扪心自问，便不由得戚戚然了。
我更心有戚戚焉的，是某种女性共通的困境：一个迷恋镜像的女性，一个因为无从实现自我，只能藉由表演、矫饰、暴露来表达自我的女性，她能走多远？即使没有网络，或许书写会是她的镜像；即使没有书写，或许“爱情”就变成了她的镜像—其实，爱情正是女性镜像最常出现的形式。
后面这个困境，是与网络无关的。西蒙波娃的《第二性》写完快一百年了，女性似乎还没有完全脱离这样的困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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