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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海市民2002年借贷情况能看出，2002年一年中上海城市居民人均住房贷款数与人均赤字数很为接近。
2002年居民人均实际收入14396元，人均实际支出15247元，人均实际支出超出人均实际收入851元，也就是人均赤字851元，这个赤字数，略小于2002年人均住房贷款893.04元。也就是说，全体市民入不敷出的那部分钱略小于全体市民借款买房的那部分钱。
事实上，2002年上海市民的人均负债数是1379.88元。
计算式：人均住房贷款893.04元加上人均借入款和其他借入款486.84元，总和1379.88元。
没有错，上海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在“继续提高”，是在“稳定增长”。
但请不要忘记， 伴随着收入提高的，是住房贷款、借入款和提取储蓄款也在“继续提高”，住房贷款、借入款是以1倍、4倍的倍数在增长，而且是飞速增长，提取储蓄款则与可支配收入增长保持同步。“用明天的钱”是“看起来很潇洒”，实际太悬乎，因为这关系到“明天的日子咋过”。有谁敢在不能保证明天有收入的情况下“用明天的钱”，这不但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更是对社会的不负责任。那些盲目鼓动“用明天的钱”的人，也是对社会不负责任，是对社会的安定、稳定不负责任， 是对社会的长治久安不负责任！
我们不要忘掉一个常识：苹果是给小明吃的，“收入”是需要“支出”的。要生存就会有支出，为了应付支出， 才去挣收入。
我们如果能时时记住世上还有常识存在，也许不需要化大力气“宏观调控”的。
常识之二，民以食为天
好些专家学者喜欢把上海与其他先进国家地区的经济状况相比，比较下来总是得出这样的结论：上海完全有理由象人家那样消费。
事实真是这样吗？任何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之后，请诸位与笔者一起进入调查研究过程。
首先，笔者认为分析消费行为首先要看各类收入阶层的收入结构和消费结构，特别要看我们“吃”占了多少比例、我们比人家相比，在“吃”上多化了多少，这才是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志。即使对于上海这样的“景观城市”也不例外，也要这样相比。只有这样比，才不会与常识相差太远。
笔者还认为，为了真正明白人家是在怎么消费的， 我们应该对“自家的”和“人家的”“消费”解剖麻雀。
先看“自家的”。
表十
上海2002年最低收入者、低收入者、中等以下、中等收入者的食品消费连住房消费（指房租、物业管理费、水电燃料费、房屋修理费，不包括购房费，下同）占消费性支出比例都在52.8~56.3%之间，中上收入者和高收入、最高收入者的住房消费比例在45%~48.5%之间。收入高的那部分人比起收入低的那部分人在食品消费、住房消费比例中的不足部分，由收入高的那部分人在交通通讯和家用设备上的多支出弥补了。根据细项分析，在交通通讯方面低收入者和中等以上收入者也在提高消费， 但主要是提高在车费消费上，因为交通消费在消费性支出中占的比例是5.3%，而车费占交通消费比例是70%。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动拆迁，车费支出已经占到很多工薪族收入的1/10甚至更多，不少月收入千把块钱的上班族为了节省这方面支出，连空调车都不舍得乘坐而宁愿等普通公交车，就为了能省下一元钱。
在教育娱乐消费上，低收入者和最低收入者的消费比例超过其他收入者，那是他们为“教育产业化”作的贡献。娱乐消费则与他们基本无缘。
通过表十、表十一可以看出，2002年虽然“人均”恩格尔系数是39.4，但约有55%的家庭其恩格尔系数是在42和42以上的（2002年人均恩格尔系数是按照人均食品消费在人均年可支配收入13250[月人均可支配收入1104元]中的比例而定，中等收入家庭的恩格尔系数已经是42了）。与美国相比，上海市民2002年中等收入和中等以下收入者的恩格尔系数相当于美国102年前的水平， 1900年时，美国的恩格尔系数是43。
值得指出的是，恩格尔是19世纪的人，100多年过去，世界各国的消费内容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譬如手机消费、网络消费、网络通讯消费、电子商务等， 都是恩格尔时代根本不发生的消费， 这些消费内容增加了，食品消费的比重自然会减少，如果考虑了这些因素，上海2002中等收入和中等以下收入者的恩格尔系数其实要高过美国1900年的水平。
在与国际先进社会横向比较中，信手拈来与香港、美国相提并论的，往往是上海。但我们在比较时，对香港、对美国甚至对上海是否真的了解了？是否在“了解”两字上盲点还甚多？笔者光是为了把香港、美国和上海的人均支出作相互比较，曾收集了不少这方面数据， 但是由于很多数据只有结论而缺少得来的过程，被笔者舍弃了。因为笔者不清楚这些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数据其统计口径是否相同。最后，笔者采用的比较数据是《2002年港澳经济年鉴》中《按组成部分划分的私人消费开支》的数据和《美国统计年鉴》公布的1997年美国的人均支出数据。因为这些数据使“人均支出”有可追溯性，这样笔者可以对不同国家地区数据根据同一统计口径调整，可以使这些数据具备“类比”的条件。
根据《2002年港澳经济年鉴》登载的《按组成部分划分的私人消费开支》，1997年香港的本地市场内货物及服务的消费开支是8072.23亿港元，私人消费开支8068亿港元，两数相差4.23亿港元，相差百分比0.05%；1997年香港的本地居民在外地的开支是781亿港元，非本地居民在本地市场开支是785亿港元，两数相差4亿港元，相差百分比0.5%，故笔者认为把1997年的《按组成部分划分的私人消费开支》用来作为计算香港市民消费性支出的组成误差较小，能得到比较清楚的香港市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结构情况。
关于美国的食品消费，一般认为占消费15%的比例， 这个说法没有错， 但是不能与上海食品消费占的比例作比较，即美国的15%与上海的39.4%缺乏可比性。 因为美国的“消费”概念包括了捐助、包括了人身保险养老年金、包括了住房抵押贷款、也包括了财产税，总之， 除了个人所得税外，所有的花消都属于“消费”，而我国的“消费”是分“消费性支出”与“非消费性支出”的，捐赠、养老保险、赡养支出、税金都属于“非消费性支出”， 要让我国统计口径上的“消费性支出”与美国的“消费”同口径， 必须在美国的“消费”中扣除那些 “非消费性支出”，才能看到清晰的美国消费结构。而根据《按组成部分划分的私人消费开支》对香港的消费结构分析就没这么麻烦，因为各种消费数据直接来自消费市场，不需要扣除“非消费性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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