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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伟
近读《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其中邓颖超在侄女周秉德面前诉说的一些“委屈”之事，读来让人感动，让人流泪。 
七妈（指邓颖超）说：“今天我倒要说说我的委屈。你们做了名伯父的侄儿、侄女，名兄的弟弟、弟媳妇，没有沾光，反而处处受限制，是不是感到有点委屈？可你们知道吗？我做了名夫之妻，你们伯伯是一直压我的。他死后我才知道，人家老早就要提我做副委员长，他坚决反对。后来小平同志告诉我说，就是你那位老兄反对。“解放初期，政务委员会，人家要我上，他不让。我也君子协议，我不与他在同一个部门工作。我就向主席报告去妇联工作。组织上安排我在妇联做副主席，他和人家吵架，不同意我上。定工资时，蔡大姐（蔡畅当时是妇联主席，邓颖超是副主席）是三级，我知道他的作风，我按部长级待遇不定四级而定到五级，报到他那里审批时，又给压到六级。国庆十周年上主席台，他看到名单有我，又画掉了。因我是名人之妻，他一直在压我。我的工作是党分配的，不是因为他的关系，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又是副委员长，又是政治局委员、纪委书记，都是因为你伯伯的关系。这是党员选的，是我自己的工作决定的。我们党内开会，都是会上反映的意见，人家认为应提我选我，如果你伯伯在，他一定不会让我担任。”
从邓颖超的“委屈”，让我们看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亲者严”、“对己严”的一贯形象，也让我们再一次感受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崇高精神情操。俗话说，妻贤夫祸少 家和万事兴。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虽然没有给后人留下一砖一瓦、一钱一物，却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子孙为之自豪，世人为之敬仰。
从邓颖超的“委屈”，不由又让我想起了贪官夫人的忏悔。时下，从各地查处的一宗宗案件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较有共性的现象，那就是贪官的背后往往有一个贪得无厌的妻子，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贪内助”。被称为湘江第一贪的张德元及妻子邹建萍有着让人羡慕的过去。19岁当了科级干部，24岁被提拔为副处长，1977年，时年43岁的张德元被任命为湖南省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以后，他历任省物资厅厅长，省财贸办副主任，1990年9月出任国信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其妻邹建萍，在省商业厅所属某公司担任了多年的业务科长、副经理，后出任省直某公司党委书记、高级经济师（正处级），1991年退休。因受贿罪、窝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当她得知张德元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时追悔莫及，她感到丈夫落到如此地步，自己也有责任，当时为什么不提醒丈夫接受礼金是违法犯罪行为呢？为什么自己还代收贿款呢？在一篇思想汇报中她写道：“我在服刑改造的日子里，通过学习法律、法规和监规监纪，经过政府干部的谆谆教诲，再反思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使我深深认识到我是为了金钱才触犯了刑律，跌进了深渊，毁掉了自己参加革命40年的工作业绩和自己双手创造的幸福家庭。回想自己的一生，16岁参加革命，直至55岁退休，在这近40年的奋斗中，党和人民给予过我极大的信任和荣誉，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和省级‘三八’红旗手。对于这一切我没有好好珍惜，真令我痛心疾首、深感内疚和自责。在未来漫长的改造生活中，我决心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用自己的劳动汗水和满腔热情，投入到积极改造的行列，做到认罪服法，真诚悔过，力争减刑，早日回归社会与亲人团聚，安度晚年，当一名普普通通、遵纪守法的公民。”但愿她的忏悔，能成为照亮她人的一面镜子。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连着党风。愚以为，从邓颖超的“委屈”和贪官夫人的忏悔中，我们都应得到这样的启示：领导干部为政要树好家风，有了良好的家风，才能更好地为百姓谋事谋利。而好家风的树立除了自己努力勤政廉政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需要配偶来营造与建立，配合与支持，培养与呵护。要做到这一点，各级领导干部就必须像周恩来、邓颖超夫妇那样“亲者严”、“对己严”，把个人的私情与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联系起来，把端正家风与树立良好的党风联系起来，心中时刻装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时刻注意从政治高度想问题、看问题、办事情，不为一己私利和儿女情长所缠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赢得民心、取得威信，从而产生强大的号召力和牢固的凝聚力。
·由周总理“交饭费”到干部“欠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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