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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20世纪西医的成就主要是靠光、机、电、化学、生物学等技术手段取得的，在医学观念上，则仍然停留于19世纪的原子论和机械论上，因而对人体内在的整体性、变化性还一无所知，对于解决复杂疾病无能为力。相反，在缺乏光、机、电、化学、生物等技术手段的古代，由于在人体哲学上持整体的、变化的观念，中医能够解释病因和病机，并发展出相应的治疗手段和药物，能够治疗复杂疾病。事实上，我自身的结肠炎就是靠中医治好的。究竟什么时候好？靠什么药治好？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吃了一段时间中药后，再做肠镜，就找不到炎症处了。一位朋友听我讲了对中西医的看法后，告诉我一个发生在他夫人身上的故事。10年前，他夫人也得了癌症，西医告诉她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这位朋友病急乱投医，找到东直门中医院的施汉章大夫。病人已经失去信心，没敢去医院。就凭口述病情，施大夫开了处方。一个多月后，病情明显好转。现在，他夫人还活得好好的。去年春节，我们两家还一起吃了饭。一旦认识到中西医在人体哲学上的不同，我便对中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终生抱憾！母亲生病时，我还不懂比较中西医优劣长短，我还像普通人一样迷信西医。如果西医宣布一个人的死刑，那就是科学在宣布一个人的死刑。现在我知道，西医宣布死刑，常常是西医在宣布自己的无能，是西医在宣布自己的人体哲学的错误。我甚至认为，西方医学体系在错误的人体哲学支配下，正在从错误走向更深的错误，其具体表现就是从细胞生物学（产生抗生素理念）走向基因生物学（寻找犯罪基因、疾病基因），从基因生物学走向分子生物学。这是西方医学的原子论思维的继续。如果病因不能在细胞层被找到，就到基因层去找；如果基因层找不到，就到蛋白质层次去找。这样，很可能就根本上颠倒了疾病的因果关系。现在，医学院的学生都把分子生物学当作未来医学的至高点，甚至一部分中医学院的学生也如此，这是非常值得担心的。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很可能离单细胞生命越近，而离人体越远。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也有强烈的原子论倾向。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人体就是细胞决定整体，基因决定整体，直至分子决定整体，原子决定整体。窃以为，他的理论并不能很好地解释社会运动。在新中国，原子论的思维方式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马克思主义传播的。
更让我担忧的是，如此幼稚的原子论、机械论的人体哲学，居然统治了全世界的医学界。西医把自己宣布为唯一的科学，扼杀其他各种整体论、运动论的人体哲学指导下的传统医学，特别是扼杀中医。如果在西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病人该死；如果在中医治疗下病人死了，这是医疗事故。如果在西医治疗下病人好了，这是西医的科学性、必然性的结果；如果在中医的治疗下病人好了，这是偶然的、无科学根据的、不可重复的奇迹。
更加严重的是，即使中医能够按西医的统计标准可重复地治疗疾病，西医还是傲慢地拒绝承认。2003年的SARS疫情在广州爆发时，广州普遍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疗效非常明显。到2003年5月中旬，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治疗50余名病人，无一例死亡，平均退烧时间3天，且医护人员无一人感染。而钟南山院士所在的西医型医院治疗的117名病人，有10人死亡；其中有71名病人接受中医介入治疗，仅一例死亡。也就是说，在人称“抗击非典第一功臣”的钟南山领导下的医院里，接受纯西医治疗的46名病人中，有9人死亡。同样值得提及的，接受中医治疗的病人没有后遗症，而接受西医治疗的病人则大量出现肺部纤维化和股骨头坏死症。治疗费用对比也极其明显。北京小汤山医院的西医治疗调集了亚洲地区各国的呼吸机，每台呼吸机用完后就被焚烧销毁，仅此一项每人花费即达上万元。本来，广州中医治SARS疗效明显，应该可以在北京推广。但是，由于SARS后来被定为传染病，按规定病人只能由传染病院收治，北京各中医院就不敢收治病人了。因为没有哪个中医院的的领导敢保证，中医治疗不死人。西医治死多少人都是允许的，中医治死一个人就是医疗事故。按照西医理论，治疗SARS，需要研制出特效抗生素。然而，在至今仍无特效抗生素的情况下，某些领导机关仍然只允许西医治疗SARS，这就是非常令人奇怪的事了。
由此我甚至激愤地联想到，＊＊＊功不允许信徒在生病时去医院治疗，西医不允许病人在西医治不好的情况下接受中医治疗；＊＊＊功可以用信仰的名义宣布信徒的死亡为上层次，西医可以用科学的名义宣布病人的死亡为天命；这两者的逻辑为什么竟然如此相似？难道我们都是西医的信徒？难道我们都是西医的人质？谁把我们的生命权交给西医的？＊＊＊功信徒还有一次选择，而我们绝大多数人则是生下来就别无选择，就天然地成为西医的信徒？
昨天，我在电话中向一位朋友推荐了一位中医大夫。这位朋友的父亲得了肺炎，也在北大医院接受治疗。肺炎固然有所好转，但其他脏器却出了问题。通话快结束时，我突然意识到，社会上的确普遍存在着西医迷信。如果作为儿女让父母接受中医治疗，父母和亲友都会私下里认为是孩子不孝。可悲啊！可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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