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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类社会需要理想主义、集体主义、利他主义。当这种人文精神衰落了，就只剩下科学了，这个社会就被功利主义左右，被物质主义所垄断，就堕落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什么是人类社会？彼此关联的人群构成社会。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来源于社会，却并不维护社会，并不能使社会上的人互相帮助，相亲相爱。相反，个人主义承认强者胜出，弱者成为社会的失败者，活该被强者奴役。
大家可能知道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他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国民财富》阐述了一个道理：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自私自利的人们在不知不觉，毫无意识和目标的状态下，为社会的财富积累做了贡献。这个道理经常被我们当前社会的经济学家们引用，为自私自利辩护，并且宣扬自私自利。然而，亚当·斯密并不仅仅写了《国民财富》这一本书，他写过两本书，几乎同样有名。他在1759年出版了《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在《道德情操论》里，亚当·斯密回答了一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民族发达，有的民族落后？他首先解释说：自私自利是人的普遍本性，但是人还有另一个本性，就是获得社会的认可，尊重。这种欲望是独立于个人功利（utilitarian）欲望的。他称这种被社会认可的欲望为“同胞之情”，就是fellow feelings。Fellow feelings指的是人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同时受道德观念约束，不要去伤害别人，而是要帮助别人。这种道德情操从哪里来？他说是造物者种植在人的心灵里的，是planted by the Author of Nature，为的是拯救人类的灵魂，使人类能永恒，永续。没有永恒的精神，人类是不能永恒的。既然“同胞之情”对保持人类社会关系的和谐至关重要，所以，追求永恒高于追求个人私利。接下来，他就回答了问题：为什么有的民族落后呢？他说所有的民族都需要fellow feelings来获得进步和发展，但很不幸，只有一小部分民族能拥有这种高贵的情操。比起个人主义，同胞之情并不是普遍存在的。所以，只有一小部分社会能从社会组织的野蛮阶段进步到文明阶段，成为civilized society。人人自私只是野蛮社会的机制。
《圣经》里有这样的说法，“Many are called, few will be chosen.”就是说，上帝召唤了所有的人，但只选择了极少几个。道德情操是举世皆知的，但能拥有这种道德情操的只是极少数人，以道德情操为本的民族也极少。
为什么到1700年为止，我国文明在世界上领先了两千年？我国有孔子，孔子以道德情操为“大学”，让所有的社会精英去研究和遵循“大学”，成就了中国的道德治国，成就了“礼仪之邦”。
无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科学追求的都是发现和解释客观规律，也就是追求理论。然而，德国的歌德曾说过一句非常发人深省的话，“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长青”。人文学科的历史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更久远，意义不在社会科学之下。有了价值思辨，有了人类生活的描述和记录，人类文明才有了灵魂。人文知识让我们能品味甜酸苦辣，感受痛苦与快乐，懂得耻辱和光荣。
为什么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为什么“至善”被称为“大学”?我的第一个解释是：“社会”的进步需要利他的道德情操，也就是理想主义。除了学习实用的科学知识，大学生要为服务于社会做准备。大学生要有服务于公共生活的精神，成为我们社会关系中的健康力量。
当然，只有人文，没有实用的科学也不行，就成了泛道德主义。南宋的理学大师朱熹要“存天理，灭人欲”。他只讲道德，不讲满足人之物欲的科学，便失之虚伪。缺少现实主义，南宋无力抵抗外来入侵是情理中的事。所以，《礼记》又记述了孔子对“今大道之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的私有时代的政治理解，以及强调道德灌输和上下尊卑的制度礼仪设计，体现了强烈的现实主义。
我在今天强调理想主义，不是来争论道德理想与科学精神哪个更重要。今天的人文精神衰落了，特别是在培养精英的北京大学衰落了。人文精神被商人精神取代，北京大学向商学院靠拢，才引发了我在这里的话题。缺少了人文精神，我们的社会就堕落，我国社会就不团结，就重新回到一盘散沙的状况。强大的国家是团结的国家，是有精神的国家，是有集体主义精神的国家。
因此，把无私地为社会服务当作“至善”，把“至善”称为“大学”，第一个原因就是社会进步的需要，社会团结的需要。
第二，既然讲究集体主义的“至善”是“大学”，是大学问，就只有社会精英才可能掌握。或者说，具有了这种精神的人就是社会精英。社会精英未必有正式大学训练的经历，更不一定是考试成绩最高的那些人。士兵雷锋，掏粪工时传祥都是精英，因为他们是我国社会精神的楷模。罗马统治末期（大约公元500年左右），英格兰出了个大英雄，率领民众抵抗日耳曼撒克逊人入侵。他被称为“亚瑟王”。在爱听故事的欧洲人中广泛流传着关于他英雄业绩的传说，但学者们怀疑这传说有多真实。对此，丘吉尔是这样评论的：
“这些事情并非虚构。如果我们能目睹这些历史片段，就会觉得学者们所研究的这个问题像《荷马史诗》和《圣经》旧约一样，有事实根据，又有神圣的想象。那全是事实，或者说应该全是事实，因为那故事比事实更壮丽，更动人，早已构成人类精神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当人们为自由、秩序、和尊严而斗争的时候，他们知道，即使牺牲了，他们的光辉业绩会博得永恒的纪念，......为世世代代的正直同胞树立榜样。”
我们不追究《雷锋日记》里的细节是否真实。为世人所知的雷锋是精神世界的楷模，他使我们的社会比过去更文明，更亲切了；也使我们知道，缺少了雷锋精神的社会是多么堕落，多么冷酷。
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英雄。英雄是精英中的精英。英雄的基本特点是：他们不是自私自利的“小人”，而是胸怀远大理想，以天下为己任，并为之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变不可能为可能，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那些人。美国商界的英雄不是那些赚了很多钱的人，而是那些赚了钱，却将这些钱全部奉献给社会进步事业的人。连商人都如此有理想，美国成为伟大的国家就是自然的了。企业是不可能永恒的，但无私奉献的精神是永恒的，让世世代代的人所敬仰。我们人类不是因为有了企业之间弱肉强食的竞争而成为人类，我们是因为有了人类的精神，也就是人文精神，我们才成为人类，才有了人类社会。正因为如此，政界的英雄都是那些一心一意为社会进步做出个人牺牲，领导社会走向团结和胜利的那些人，我们称之为“伟大领袖”。当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人员只有三万，衣不蔽体，连皮带都吃掉了，更不用说枪支弹药的捉襟见肘。但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写下了“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样的诗句。长缨几乎子虚乌有，但蒋介石这条苍龙有数百万军队却是真实的。所以，毛泽东拥有的是浪漫的理想，是不顾一切，要把小农的中国变成像苏联那样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理想。在这样的理想感召之下，就会有精兵强将，就会聚拢全中国最出色的人才，把不可能变成可能。当周恩来死去的时候，联合国秘书长决定在联合国下半旗致哀。人们说，那是没有先例的，因为周不是国家第一领导人。然而，秘书长回答说，如果任何一个国家的第二领导人能没有子女，身后没有一分钱存款，数十年如一日为本国的独立、强大和进步服务，我也为他下半旗。我们中国有毛泽东、周恩来这样出色的政治领袖，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是中华文明的骄傲，他们来自我们文化的深厚底蕴，来自“大学”，就是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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